英语原文共 25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激励性或挤出性?政府补贴对私人研发支出的影响的全面评价

摘要

本研究分析了在1993-2009年期间，法国企业的公共研发补贴对私人研发支出的影响。我们通过区分税收抵免的接受方和非接受方的公司，来评估公共研发补贴是否有激励性。此外，我们将差异与倾向评分和准确(简单的和分类的)匹配方法相结合，我们评估了在被处理的(补贴接受者)和控制(补贴非接受者)之间的研发补贴的效果，以及处理的(小的，中等的和大型的补贴接受者)不同公司之间的效果。此外，我们还实施了一种投入回报匹配方法，以确定公共研发补贴的最优性。我们发现在公共和私人研发支出之间没有额外性或替代效应的证据。稳健性实证研究证实了我们的主要发现，通常在研发税收抵免制度下，对于中等或高水平的公共补贴，挤出效应似乎更为明显。

关键词:研发补贴;研发税收优惠，最优提供公共研发支持。

一、介绍

从理论上讲，公众对私人研发投资的支持是基于由研发活动回报不完全占有而带来的市场失灵。公共政策的作用就是补救这种负外部性并推动私人研发投资达到了最佳的社会水平。最近的宏观经济学文献进一步证明了公共干预的理由，这说明研发活动的外部性更加丰富（Temple，2003; Montmartin和Massard，2015）鉴于宏观经济学方法评估部门或国家层面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也考虑到空间溢出效应（Montmartin and Herrera，2015），我们的研究所提供的丰富的微观经济实证文献则侧重于具体的财务指标的作用，对研发提供财政支持以提高企业的研发投资水平，这种作用不可能比最近的经济危机更明显。正如经合组织（2013年）所指出的那样，许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支持企业创新的措施。 这些措施反映了政策制定者的信念，充分的创新水平不仅对企业成功至关重要，而且也是从经济衰退中恢复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即使政府分配公共资源来支持那些在没有公众支持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的项目(挤出性或激励性)，有资格的公司只是简单地用他们现有的公共财政资源来替代原先计划进行的研发投资(挤出性)，削弱了公共援助的“激励”效应，这是合理的。通常为了在这些公共政策的“挤出”和“激励”效应之间取得平衡，政策制定者们被分配了设计的任务，(i)允许公司从公共研发补助金中受益，(ii)公共干预的调节，以及(iii)最优的政策组合以达到确定的技术政策目标。

每年都有大量的资源用于研发公共资金，这并不奇怪。学术界的辩论集中于对这些政策的分析，特别是对它们作用的评价。评估公共研发经济回报的程度基本上是一个经验问题，但评估其影响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由于以下几点困难（1）在控制选择性偏差,（2）在区分通过研发公共补贴提供给企业的异质化处理水平所导致的潜在不同影响时，和（3）将补贴的影响与其他混杂因素（如其他研发政策的背景实施）隔离开来。

与许多现有研究不同，我们的实证分析旨在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全面评估公众对研发活动的支持，不仅应评估公共支持的可取性还要评估其调节以及其他不可观察的背景因素（其中最明显的是不同研发政策工具的背景）同样重要的方面，但在这篇文献中却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因此，为了调查不同方面对公共研发补贴调整的影响，我们将接收公司分成若干组，按照所收到的公共补贴的百分位（tercile）来定义。首先，我们只是考虑不同额度的研发经费是如何影响公共研发的激励性的。通过比较类似的被资助的公司和没有被资助的公司或类似但给予不同资助金额的公司之间的研发成果，我们可以确定哪些受助公司主要为经济中的研发投资增长做出贡献。我们所看到的结果变量都是私人研发支出的(对数)水平和增长，有趣的是，在这种水平和增长上的结果的比较让我们能够识别出由于公司特定的不可观测项与讨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导致的潜在的偏见。正如经验微观经济学中最近发展的政策评估方法（Blundell和Costa Dias，2000; Blundell和Costa Dias，2009）以及关于研发公共资金的文献中的主要贡献所强调的那样（Aerts and Schmidt，2008; Gouml;rg等，2008）。匹配方法与结果变量在一次差异中的实现可能会消除由于时间不变的企业特定因素导致的任何潜在偏差，而这些因素是现有数据无法控制的因素。此外，更重要的是，匹配公司它们在每个观测年的预处理特征，我们控制时间变化的观测，这很可能是代理时变的不可见性，可能会同时影响讨论和结果变量。我们采用了分类讨论评估方案，我们比较不同组别具有类似特征的公共资助公司。我们的计量经济学结合了倾向评分和精确匹配技术，前者是根据所有可观察的数据计算出来的，而后者则允许我们通过确定多个类别（如公司规模，行业和过去的接受者地位）之间的精确匹配来进一步加强比较的精确度。这些比较的政策相关性是很难质疑的，因为它需要确定从最大的公共资金中受益的企业是否也在研发方面投入更多，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公共当局可以通过资金重新分配给受惠者，来改善他们的政策目标。其次，我们转向确定研发公共融资适当调整的问题。通过持续(剂量-反应)处理匹配方案，我们可以评估进一步增加公共赠款对私人研发支出的影响，因为这种方法可以确定补贴的边际效应及其最优数额。因此，因此可以确定公众支持不再有利的数额。第三，我们不只是单独测试研发补贴的效果，而是在向研发人员提供税收抵免的情况下测试研发补贴的影响。具体而言，将研发补贴受益人与非受益人以及从研发补贴和研发税收抵免中受益的公司进行比较。最后，利用法国研发国家政策的一个不寻常特征，为政策变化创造了条件，2004年和2008年明显出现了平均R＆D税收抵免的显着不连续性。在这几年中，法国当局对这一政策工具进行了多年的重大改革，我们可以加强对我们研究结果的因果解释，纳入与公共研发规定中外生变化相关的考虑因素。

在我们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发现了私人和公共资金在研发上的重大替代，尤其是对中高水平的公共补贴。在研发税收抵免制度下，挤出效应似乎更强。比较类似特征的公司在私人研发支出上的增长，我们发现接受较大额度资助的企业表现不佳或表现不如接受小额度资助或没有获得资助的公司。

此外，雇用不到100名工人的公司或在低研发密集型行业的企业通常比他们的对应样本具有更广泛的替代。审查对特定数额的补贴规定的影响，我们发现可以获得在14.5万欧元到180万欧元之间的补贴的完全支持的公司，对其单位的私人贡献似乎显著降低，而额外性效应则是少数几家最大的受益公司(超过1000万欧元)的基础。对于仅补贴的受赠者，他们发现了不同的结果，这显示了补贴剂量在20- 5.5千欧元之间具有显著替代。

此外，2004年的R＆D税收抵免激励性改革似乎加剧了受益于公共研发补贴的企业在新的更慷慨的税收抵免计划下的挤出行为。尽管我们的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内部和外部有效性，分别归因于运用的经验方法的强度，以及对法国等欧洲大国的关注，但是本研究的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与我们公司人口数据集的覆盖范围有关。事实上，我们观察了不少于20家制造业公司的员工，代表了法国中小企业的相关比例。

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2节简要地报告了文献，第3节描述了我们使用的主要计量经济学方法，第4节总结了数据和变量，第5节报告我们的主要发现和稳健性检查，第6节给出结论。

1. 额外性、隐性讨论和政策变化

关于研发政策评估的实证文献通常依赖于额外性的概念作为政策有效性的指标。Buisseret等人引入了“额外性”的概念 ，并指出了国家干预市场所造成的差异（1995）。这一论点可以概括为:经济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研发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然后，假设公众对技术发展的资助促使私人公司进行“额外性”的研发投资(即:如果没有公众的支持，公司将不会进行这些研发投资），据此可以推断，政策干预会导致经济增长和增加社会福利。为了解决“额外性”的调查，公共融资项目的评估通常是基于反事实的非正式分析，如果没有干预，会发生什么。这种分析的核心是认识到既没有得到支持的企业，也没有没有申请资金的企业可以被视为随机事件。相反，企业的行为是政策设计的明确后果，因为企业往往在政府当局决定分配资金的基础上了解这些标准（自主选择)。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也不例外，遵循这条文献，评估法国研发资助体系的执行情况，这是一种事后分析方法，如Almus和Czarnitzki(2003)、Blanes和Busom(2004)、Czarnitzki和Licht(2006)、Gonzalez和Pazo(2008)、Hussinger(2008)等人在研究中使用的一样。

不可否认的是，大量的研究以不同的方式实施不同的方法和克服数据库的限制，产生了大量的实证分析结论，从支持激励效应(Gouml;rg et al., 2008; Aerts and Schmidt, 2008; Hussinger, 2008)到不能否定挤出效应 (Lach, 2002; Heijs and Herrera, 2004).在最近的一项回归分析中，Dimos and Pugh (2016)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存在“挤出效应”还是具有强烈的“激励效应”。而在解释文献中所阐述的异质性效应时，对不可观察的公司异质性的处理起着关键作用。

我们的研究部分与Gorg et al.(2008)、Hottenrott et al.(2014)、Guerzoni和Raiteri(2015)有关。Gorg等人(2008)发现，研发补贴的额外性对于小额赠款是成立的，而大额赠款似乎会导致挤出效应。他们实施分类匹配，但忽视了我们的突出贡献之一 ：评估研发促进政策效果的持续处理方法。

此外,从内容上讲，我们认为私人研发支出与他们关注的结果不同，即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参与度。Hottenrott et al.(2014)采用连续处理(dose-response)匹配方法，并利用一种明确区分研究和开发赠款的具体政策设计，评估了在受资助公司样本中对研究与开发强度的直接和交叉计划影响。然而，这项研究忽略了研究和开发方面可能存在的挤出现象，或者是与非资助公司进行比较后出现的两者之一。

Guerzoni和Raiteri（2015）认为，由匹配方法创建的框架可能会受到严重的限制，这是由于未被观察到的变量可能成为分析中潜在的混杂因素。特别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其他研发政策所发挥的作用，如果这些政策没有被观察到的话，就会对结果变量进行“隐藏处理”，并导致有偏差的估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只采用了一种标准的匹配技术，其中有三种研发政策工具(即:将研发补贴、创新的公共采购和研发税收抵免）作为处理变量，首先进行隔离评估，然后组合使用。因此，Guerzoni和Raiteri（2015）既没有告知对不同待遇的受助公司之间的比较所产生的影响，为每个研发政策工具的最佳处理量提供单独或联合的证据。

此外，上述三种研究都没有完全解决与时间不变量或时间变化的特定效应相关的偏倚。我们通过结合匹配技术方法来解决未观察到的异质性的两个来源。具体地说，在我们的结果变量中，我们去掉了时间不变的未观察组件，并进行了匹配。在每一个观测年份(即我们的面板数据的频率)中，我们都要对其进行处理和控制，我们要确保比较包括在年度基础上发生的所有可观察到的内部变化，这些变化可能与不同的不可观测值相关。此外，比较了连续两年的估计，我们可以确定公共当局引入的政策变化的因果效应。

事实上，法国的公共研发资助体系特别适合于本研究所提出的实证评估。法国是欧洲国家中预算分配最高的国家之一，向民营企业提供公共研发融资。公共部门一直在为企业研发提供直接和间接的研发政策工具。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法国政府就有了引入了几项改革，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促进创新的适当体系。研发公共资源的分配是基于预先确定的标准，如项目的风险水平，创新性，促进校企合作，并支持新的高科技公司的形成，特别是与年轻的创新创业项目相联系。此外，为了达到《里斯本战略》的研发支出目标（至少占GDP的3％），自2004年以来，公共资金的大部分（年平均投资额为4.5亿欧元）以“竞争力中心”为目标， 其中包括法国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集群，往往侧重于投资先进技术领域，如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这项政策变化为旨在促进合作研发网络的项目提供了研发资助(有利于技术转让以及公共研究组织等其他实体)。

2004年的特点是法国公共研发资金体系进一步发生了更可观的改革，涉及研发税收抵免。在2004年之前，法国的税收抵免是一个增量税收抵免计划，设定为50％的税率，定义如下：[0.5 *（R＆Dt - R＆Dt-1）]。 2004年，这一政策工具已被重新定义为税收抵免水平和增量的组合：[0.65 *（R＆Dt） 0.45 *（R＆Dt-1-R＆Dt-2）]，本着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葡萄牙和西班牙采用的研发税收抵免的精神。1983年约为50万欧元的上限在2004年达到800万欧元，2007年达到1600万欧元。

由于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由于2007-2009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经常伴随着长期创新投资的大幅下降（Filipetti and Archibugi，2011; Archibugi等，2013），同时，对工业研发的担忧也与日俱增。法国和许多国家一样，都考虑过将公共研发支出作为一项战略政策，以抵消近期经济低迷的影响，尽管是在萌芽状态，由于赤字和债务的增加而造成的巨大压力。特别是在2008年，法国政府决定消除现有的上限和研发税收抵免的增量部分，目的是推动企业在研发活动中投入更多的资源。这使得法国的研发税收抵免成为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最慷慨的计划(OECD, 2009)。

三、方法

本部分简要讨论在税收抵免政策缺失或组合的情况下，我们对公共研发补贴的实证研究中实施的估算方法。利用计划评估分析的最新进展，我们将分类(pscore和exact version)和连续(dose-response)处理匹配方案结合在一起。减少非随机赋值引起的偏差倾向，使得这些方法在观察性研究的因果推论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为了提供一些洞察方法，并讨论每种方法的优缺点，我们将分别讨论它们。 全文共6367字，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9887]，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