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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shapero模型比较
科索沃和土耳其两国大学生的创业意愿
BORATAY UYSAL
摘要：创业已成为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然而，尽管创业活动在全世界都很热潮，但年轻人参与创业活动的意愿仍然因国家背景而异。在这方面，本文研究了土耳其和科索沃大学生创业意愿水平及其前因的差异。为了测量这些差异，在安卡拉和普里什蒂纳两座城市内的主要大学里内发放了基于shapero模型的结构化问卷。研究结果表明，就统计学的层面而言土耳其和科索沃学生的创业意愿的确在存在显著的差异。
关键词：创业；创业意愿；shapero的模型，科索沃，土耳其
1.引言
当下创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创业现象在世界各国社会中日益突出。如今，创业被认为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从而为繁荣社会创造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了解个人如何以及为什么在不同的国家背景下成为企业家，对于进一步取得这种进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近年来关于创业现象的文献，特别是关于创业意愿及其在不同背景下的形成的文献层出不穷。然而，有文献表明，仍然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创业意愿设置和模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未被探索。本文旨在通过对科索沃和土耳其学生创业意愿的比较，首次运用shapero模型，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科索沃就国家层面而言，从宣布独立以来就一直将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市场经济以及其他相关内容，但国家整体还是处于高失业率和移民率之下，导致商业环境对创业不利（Estrin等人2006）。如今，科索沃尽管每年有6500名商科相关的毕业生，但是年轻一代在创业活动中的参与度仍然很低。与此同时，土耳其以其多元化的经济、市场开放和适应快速变化的能力，成为一个有前途的创业平台。然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土耳其对创业方面的早期积累仍然不足（Karadeniz和_zdemir 2009），这表明土耳其尚未充分利用2760万劳动人口的巨大潜力。对这两个文化上和地理上都很接近的国家进行的实证研究和比较，突出了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业方面的重要因素，并揭示了土耳其、科索沃乃至其他相似国家在创业方面可能存在的改进空间。随后的章节将对现有文献、研究方法、结果、结论和讨论进行回顾。
2.文献综述
在之前已有学者研究过为何有些选择参与创业而其他人不会。（Ribeiro Soriano和Urbano 2009）在早期的研究中，区分创业者和非创业者，是基于人格特征和人口统计学变量的（Gartner 1989年）。然而，根据多年来的文献，通过模拟人格特征和人口统计学变量预测创业行为的解释力非常有限（Izquierdo和Buelens，2011年）。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已经表明，意愿在本质上对有计划的行为具有比较可靠的影响力。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影响行为的焦点就逐渐从人格特征和人口统计学转向意愿。然而，尽管由于涉及这一概念的文献众多，对创业意愿的定义还没有得到一个统一的意见（Shake等人2003）。但在本文的背景下，创业意愿代表一个人自我承认的信念，即某个人打算在一个确定的时期内开始一项新的业务并有意识地计划开展这项业务的心理状态（汤普森，2009年）。
Ajzen的计划行为理论（1991年）和Shapero的创业意愿模型（1982年）是公认的基于意愿的模型。然而，以往关于创业意愿的研究大多采用计划行为理论（TPB），认为意愿是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三个前因的结果。在创业背景下，TPB认为，对创业生涯的有利评价（对行为的态度）、对他人创业的要点的积极参考（主观规范）和对成为创业者的难易程度感知（行为控制）会导致强烈的创业意愿。（Kautonen等人2013）。另一方面，shapero的创业意愿模型假定，创业意愿是由三个前提来预测的，即感知的期望性、感知的可行性和行为倾向。因此，一个人越能感知创业的吸引力（感知到创业的可取性），就越相信自己创业的能力（感知到的可行性），并倾向于通过做出决定来控制自己的生活（倾向于行动），创业的意图就越强烈（Krueger等人2000）。
多年来，学者们对这两个基于意愿的模型进行了多次深度分析。克鲁格等人（2000）对97名大学商学院高级学生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尽管这两种基于意愿的模式都具有显著的解释力，但shapero的创业意愿模型对学生期望成为创业者的意愿的预测却有了很大的改善。同样的研究也发现，TPB的主观规范成分在解释创业意愿方面并不包含统计学上的意义。另一方面，Schlaegel和Koenig（2014）在对98项研究的评估中发现，TPB的组成部分解释了28%的创业意愿差异，而shapero创业意愿模型的组成部分解释了21%的差异。此外，他们的评估表明，对TPB行为部分的态度与创业意愿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相关性。然而，需要考虑的一个相关点是，Schlaegel和Koenig的研究样本仅包括一项研究，该研究包含了Shapero创业意愿模型的所有三个组成部分。据我们所知，在土耳其背景下，其他研究人员仅利用TPB进行创业。Bozkurt（2014）最近的一项研究分析了在土耳其一所州立大学学习创业课程的202名学生，确定了对行为的态度和TPB的感知行为控制成分对这些学生的创业意愿有积极影响。然而克鲁格的研究结果表明，主观行为与创业意愿之间没有显著的统计学关系。
另一项关于创业意愿的研究包括人口和背景因素以及TPB（Gurbuz和Aykol，2008年）。在本研究中，主观规范与创业意愿的关系最为显著，而TPB的三个组成部分对创业意愿均有正向贡献。与现有文献相矛盾（Cartera等人2003年），这项研究还声称，自我实现对创业意愿有负面影响，因为土耳其学生更喜欢直接就业而不是创业。尽管他们在土耳其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详细的文献回顾仅产生了一项结论，其中调查对象也包括科索沃学生。卡拉马诺斯和瓦西里欧（2015年）在对8个巴尔干国家931名学生的评估中发现，该地区的平均创业意愿较低，这与高水平的不确定性规避、低水平的个人主义和放纵有关。在其他文献中，许多研究者也研究了国家之间在创业意愿和TPB方面的差异。Engle等人（2010年）对12个国家的创业意愿和TPB进行了比较，表明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构成了创业意愿。然而，最有效的组成部分和TPB解释的差异在每个国家都有所不同。同样，对5个发展中国家和9个发达国家学生在创业意愿方面的差异的研究也支持了TPB，并表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有更强烈的自主创业意愿（Iakovleva等人2011）。此外，有几个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包括土耳其的研究样本。例如，Shneor等人（2013）在挪威和土耳其对商学院学生进行研究发现，土耳其学生的创业意愿高于挪威学生，但他们的社会规范水平并没有显著差异。此外，Ozaralli和Rivenburgh（2016年）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尽管美国和土耳其学生对自主创业的态度都很高，但他们创业的意愿却很低。说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跨国比较创业意愿与shapero模型的研究。
3.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通过回顾大量文献综述检视土耳其与科索沃大学学生自雇意愿与沙佩罗创业意愿模式之比较。因此，第一组假设与shapero模型对两国的适用性有关，第二组假设将两国家在模型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进行比较。
假设1a：被感知的欲望对创业意愿有积极的影响。
假设1b：感知可行性对创业意愿有积极影响。
假设1c：行为倾向对创业意愿有积极影响。
假设2a：与科索沃学生相比，土耳其学生的感知可行性更高。
假设2b：土耳其学生比科索沃学生有更高的期望感。
假设2c：与土耳其学生相比，科索沃学生的行为倾向更高。
假设2d：与科索沃学生相比，土耳其学生的创业意愿更高。
在检验本研究假设的基础上，学生的创业意愿是自变量，而模型的组成部分（即感知可行性、感知期望性和行为倾向）则是因变量。
3.1.研究样本和数据收集：
研究样本包括202名来自土耳其和科索沃著名大学的大学生，两国学生各101名。对土耳其和科索沃的样本比较表明，两国取样整体的性别、阶级、年龄和职业分布明显相似。此外，来自土耳其和科索沃几个城市的学生在大城市就读名牌大学的背景不同，使得本文能够区分在形成创业意愿方面最有效的因素。样本的人口学特征汇总在表1中，大学名称如表2所示。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通过用英语编制的自我管理问卷汇编的，然后翻译成阿尔巴尼亚语和土耳其语。翻译后的问卷在各自大学的几个班级分发和收集。原始问卷包括5个部分，共23个问题。第一部分包括四个关于人口统计学数据的问题，接下来是关于创业意愿及其先例的章节，这些章节在shapero的创业意愿模型中阐述。与前因相关的部分被设计成能够测量感知的期望性、可行性和行为倾向，每个部分由5个问题组成，这些问题以7分的尺度，从完全不一致到完全一致进行测量。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偏差，在最后一节中，用四个相同的尺度衡量解决了创业问题。调查问卷（见附录）的理论背景是基于之前在土耳其国内的一项研究，其中Linan和Chen对创业意愿的问题（Linan和Chen，2009年）是与Burger的期望控制措施（Burger，1985年）非常贴合的。
4.量表信度与效度
在假设检验之前，先进行alpha;可靠性分析以评估问卷的内部可靠性。如表3所示，土耳其样品的可靠性系数范围为0.76至0.95，科索沃样品的可靠性系数范围为0.88至0.93，因此满足Nunnally（Nunnally等人）建议的最小值0.7。并显示出高度的内部一致性。
在可靠性分析之后，进行因素分析，以实现研究因素之间的有效性。在分析中，KMO和Bartlett的试验结果表明，这些数据适用于主成分分析。关于表4中所示的PCA，推断所有自变量都位于其估计分量，除了倾向前项因子没有交互效应，后项随后从研究中删除。
5.研究问题测试
为了检验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检验第一组假设，进行了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随后，第二组假设通过单独的独立测试进行实验，并调查土耳其和科索沃学生之间的差异。如表5所示，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创业意愿与感知可行性之间的关系最强（r=0.612）。然而，额外的测试表明，在组合样本中，尽管在土耳其的样本数据表明感知期望与创业意愿的关系最强，但在科索沃的样本数据中，感知可行性与创业意愿的关系在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中占主导地位。
在第一次分析后，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发现三个独立变量对创业意愿的形成均有个体影响（Plt;0.05）。然而，最重要的变量（表6）是感知的可行性，其beta;系数为0.393。因此，在考虑相关性分析时，支持第一组假设（假设1a、假设1b和假设1c）。
关于第二组假设，第一个独立t检验得出，在接受问卷调查的大学生中，土耳其（m=5,05 sd=1,29）和科索沃（m=4,49 sd=1,12）的学生在对启动他们的假设的可行性的认知上存在统计学含义上的显著差异。R非常显著（Plt;0.05）。因此，假设2a得到了支持，而且，Cohen的d值表示中等的实际意义（表7）。这表明，科索沃脆弱的行政体系、低效的政府管理和教育支持对本国创业者畏惧风险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对于独立t检验的第二阶段，表8中的结果显示，就认为创业是一条可取的道路这一观点而言，土耳其（m=5,32 sd=1,27）和科索沃（m=5,12 sd=1,22）学生之间没有统计显著差异。（P＞0.05）。因此，假设2b不被支持，从而得出结论，即在这两个国家，创业带给学生吸引力的程度没有不同。
虽然土耳其和科索沃的创业期望值是不变的，但独立t检验的第三阶段（表9）表明，土耳其（m=5,28 sd=1,43）和科索沃（m=5,66 sd=0,93）的学生在根据他们的选择和感知采取行动的准备程度上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plt;0.05）因此，假设2c得到了支持，而且，Cohen的d值显示出中等的实际意义。换言之，在比较土耳其和科索沃的学生自始至终的倾向时，科索沃学生追求不确定机会的意愿比土耳其的学生高。
在最后的独立t检验中，土耳其学生（m=5,35 sd=1,49）和科索沃学生（m=4,87 sd=1,55）在自我就业意愿方面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plt;0.05）。因此，假设2d得到了支持，而且，科恩的d值显示出中等的显著水平。这一结果（表10）加上科索沃是一个最近建立的国家的事实，表明科索沃学生的创业意愿受到可行性因素的影响。尽管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但这些学生的创业意愿率仍然相当高，可以推断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消除了创业中的实际障碍和感知障碍，科索沃学生就有可能达到土耳其同行的创业意愿。
6.结果与讨论
shapero创业意愿模型的应用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结构，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认知期望、感知可行性和行为倾向对科索沃和土耳其学生的自我就业意愿均有影响。尽管国家之间的变量不是不变的。从这一点来看，本研究与Ngui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2012年）涉及肯尼亚大学学生和Klapper和Jarnio（2006年）对三所法国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两者都利用了Shapero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创业意愿模型。为了调查土耳其和科索沃学生的创业意愿以及他们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几项独立的t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土耳其和科索沃学生都有良好的创业意愿，而科索沃学生的创业意愿水平明显低于土耳其学生。就土耳其背景而言，研究结果支持Uysal和Guney（2016）对土耳其大都会地区103名商务学生的研究以及Naktiyok和Timuroglu（2009）对Erzurum 234名学生的研究提供的先前发现。
然而，同样考虑到在创业项目中具体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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