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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中的区块链和价值体系：以Backfeed为例说明
摘要：本文探讨了区块链技术在实现新的价值体系方面的潜力，该体系将更好地支持社会共享的动力。我们的研究始于讨论经济思想史上价值观念的演变。首先，我们将价值作为一种机制来定义某种情况下的有意义的行动，以此将价格体系与资本主义和工业经济的建立联系起来。然后，我们讨论它与信息经济（作为共享经济的技术经济背景）的关联性，并确定更好地反映共享的社会关系的新价值创造模式。通过对Backfeed的案例分析，我们设想了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它由三层组成：（a）生产价值; （b）记录价值; 和（c）实现价值。在这个框架下，我们讨论了以Backfeed为特征的解决方案，并展示了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合作的经济概念模型。我们的结论是：区块链技术有可能在共享经济中创建面向大众的生态系统。
关键词：区块链，价值论，信息经济，Backfeed
1. 引言
共享是人际关系中常见的元素，具有多样的重要性和意义。无论是涉及食品和水等有形商品，还是住宿和交通等服务，共享一直是决定不同形式的社会性和政治组织的重要实践。尽管如此，“共享”这个术语在经济学文献中很少见（Benkler，2004），而“共享经济”在其所谓的功能和目标中构成了许多矛盾，甚至在概念上也是矛盾的(Slee, 2016)。实际上，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驱使下的传统经济学理解中，共享的做法似乎至少是不理性的，并且在利润空间中受到限制。
然而，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革命(Perez, 2002)为通信和共享创造了新的能力。第一次，关系松散的个人可以在特定项目或特定基础上自行组织，并自愿为其生产能力做出贡献。人们开始从诸如免费开源软件和维基百科等无形贡献开始，共享竞争对手的物质资源，如计算能力，住宿和汽车等，开始创建“大规模、有效的系统来提供商品、服务和资源“（Benkler，2004：276）。
这提供了“共享经济”的背景，参照一系列个人允许临时使用商品或服务的商业模式，以达到一定的趋势，并通过协作平台进行推动（EC，2016）。共享经济的成功突出了对创新，增长和就业的巨大潜力的讨论。随着现代社会和生态问题的出现，一个新的充满着机遇的世界开启了（Kostakis 等人, 2016a; b）。然而，某些不足之处也逐渐凸现出来，如隐私和数据滥用问题，（Slee，2016）; 劳工权利和条件问题（Fuchs，2010; Webster＆Randle，2016）以及众多法律和监管挑战问题（EC，2016）。
共享经济中的价值创造发生在协作环境中，包括各种各样的小规模贡献。然而，创造出的价值往往在金融市场中流通（Arvidsson＆Colleoni，2012）。虽然价值创造分散在人群中，但有时（例如在Facebook或AirBnB中），它受中央的指挥和控制，以租金，股息和/或工资（如果有的话）的形式决定奖励的分配（ Kostakis＆Bauwens，2014）。
但可共享的商品、行动和服务具有不可分割且供需关系模糊的特点，这对市场价格体系构成了许多挑战。相反，社会关系为其提供和交换提供了更有效的框架（Benkler，2004）。因此，共享与通过依赖社会关系的机制来衡量商品或服务价值的生产有关。
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文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共享经济中的价值如何确定？我们从规范的立场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的调查并不关心在当今所谓的共享经济中成功企业的价值是如何确定的。我们更倾向于在ICT驱动的技术经济范式（Perez，2002）所实现的更广泛的转型过程中进行共享，并假设一种能够更好地反映其动态的新价值体系。为此，我们遵循三个相互关联的分支：（a）对经济价值的认知; （b）共享经济的技术经济背景; 和（c）到一个新的价值体系的过渡。
对于第一个分支来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一种从其经济功能中剥离出来的价值观念，它被视为一种机制，在这种机制下，“通过融入更大的社会总体，行动对参与者来说变得有意义”（Graeber，2001：XII）。工业化一直是人类历史的里程碑，它为解决包括饥荒和瘟疫在内的当代棘手的问题提供了手段。工业化生产模式一直是这种“社会总体”的基础，决定了行动的意义，即有价值。这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价格体系直到今天一直作为价值的单一标准这种结构。在第二部分中，我们从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出发，揭示了这一关系背后的相关因果关系。
第二个分支关系到信息经济，它作为组织生产资源的新方式。我们借用Castells（2010）的定义，它是“一种特定形式的社会组织，其中信息的产生、加工和传播是由于新的技术条件而成为生产力和动力的基础资源的”（Castells，2010：21）。我们并不认为新的社会秩序是由技术决定的，但ICT已经为共享作为一项经济活动而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Benkler，2004）。共享经济因此在信息社会中逐渐传播，而信息社会现在也成为决定有意义行动的新社会结构。在第三部分中，我们考察了信息经济的技术经济动态，并确定了共享经济目前的局限性。
对于第三个分支，我们将以前的论述综合到一个分析框架中，以便探索从工业化到信息化社会向新的价值体系的过渡。我们建议的框架分为三层：（a）价值创造; （b）价值记录; 和（c）实现价值。 基于这个框架，在第四部分中，我们通过案例研究来探究一个新的价值体系。
我们从区块链的新兴生态系统中选择了一个说明性的案例。从信息技术和金融，到法律和经济，区块链技术一直在各种学科提升了人们的热情。作为比特币的底层技术，区块链主要作为ICT改革金融和货币领域的一个案例进行讨论。然而，它还是可以更好地被理解为体制、组织和治理方面的一场革命（Davidson 等人，2016：1）。其普遍性给现有机构带来了巨大挑战，并增强了“分布式社会治理”形式的可行性（Veitas＆Weinbaum，2016：10），而区块链也已成为第一个本土价值数字媒介（Tapscott＆Tap- Scott，2016;Ito，2016）。
更具体地说，所选案例是名为“Backfeed”的项目，该项目采用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解决方案来支持分散的社会关系。Backfeed的社会协议可以为共同努力做出贡献的每个人评估各自的贡献，并就产生的价值和奖励分配达成共识。区块链基础结构永久的保留了评估记录，确保来自腐败和透明度的安全问题。我们认为，Backfeed举例说明了一种可以释放共享经济全部潜力的价值体系，因为它更适合基于社会关系的生产。
本文旨在为关于区块链在促进平等和参与式治理模式方面的潜力的讨论做出贡献。我们的方法是揭示价值体系与生产方式之间的一系列权衡，并在更广泛的社会制度领域解释这一点，以建立可行的政治经济。
2. 在经济思想史上的价值
我们的立场是，在一定的技术经济背景下，对价值的感知有助于发掘社会繁荣的潜力。为了重新发现价格体系的根源，我们采取了一种历史的方法，这被理解为目前确定价值的主导体系。为此，我们探讨了在工业化转折点的经济思想的主要价值取向，因为资本主义开始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腾飞。
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建立之前，各种哲学和实践传统都在阐述价值的概念。
在古代，希腊人有一种与财富有关的规范性观点，关注的是什么构成了“美好生活”。经济被认为是政治和伦理问题的附属品，经济现象不是因为其自身的缘故而被研究的(Sewall, 1901)。然而，这并不妨碍经济学中非常复杂的方法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1897)中指出，价值几乎完全表现在两件事的交换中。然而，他暗示了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认为后者是前者的附属品，因为人在交换中都会期待好的使用性。亚里士多德把人们对彼此产品或服务的需求理解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 反过来，用货币表示需求也意味着可以将不同类型的劳动用于生产不同类型的东西，从而可以进行交换(Sewall, 1901)。
由阿尔伯特大帝和托马斯阿奎那领导的13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学者们将亚里士多德的公平交易和经济交换理论结合起来，以便体现商品交易的真正价值的“公正价格”原理。 （Baldwin，1959; Sewall，1901）。 总的来说，古代方法和中世纪哲学的统一元素是价值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需要，而不是作为理性的经济目标以及与伦理和法律考虑相关（Sewall，1901）。 分析方法基本上是规范的，经济学被认为是正义和道德哲学的一部分（Baldwin，1959）。
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工业化与国际贸易的发展是接下来的几个世纪的标志。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提出了现代经济学中第一个完整的价值理论。 他明确提出并探讨了“使用价值”（效用）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基本二分法，但与亚里士多德相反，斯密认为第一种不是后者的决定因素，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分的，并引用著名的水/钻石悖论来支撑他的论点（Smith，1776：IV）。基于规范商品交换的原则的兴趣，他研究了所有商品的实际交换价值和实际价格。
斯密理解价值的一个关键点是劳动分工。在一个劳动分工发达的社会，个人只生产满足其所需的一小部分商品或服务。因此，他们必须将自己的劳动产品交换其他人的劳动产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密将任何商品的价值定义为“等于它（拥有它的人）可以用来购买或操控的劳动量”（1776：IV）。 对于斯密来说，每一件事的实际价格都是获得它的辛劳和麻烦，被理解为一个人特定部分的安逸、自由和幸福的积淀。其后，每一种商品的实际价格换成另一种商品的实际价格是它可以使其拥有者免于并可能对其他人施加的辛劳和麻烦（同上：IV）。
因此，劳动就代表了这种辛劳和麻烦，是“为所有事物付出的第一笔代价”以及世界上所有财富的起源（同上：V）。假设在一个普通的身心状态上并且自身的价值没有改变，这个价格总是相同的。因此，斯密认为，只有劳动力可以作为“所有商品在任何时间地点的价值估计和比较的最终和真实的标准。这是商品的实际价格; 金钱只是他们的名义价格”（同上：IV）。
为了将这种观点置于上下文中，斯密时代并不是第一次在人类社会中出现交换和货币经济的实践的时代。但这是第一次将劳动力和工业生产分开的某种技术经济逻辑，它将贸易的优越性合理化为一项社会的关键功能。反过来，价格体系将交易所市场制度化为事物价值的决定因素。斯密通过假定“自然价格”来认知价格体系的这种功能，在这种价格下，商品正是由于他们的价值而被出售（同上：VII）。 这个价格可以提供包括土地租金，劳动力工资和资本利润在内的准确报酬。经济学开始转变为一门科学学科，并从中世纪对“公正价格”的追求转向类似神圣的“自然”秩序的审视，并假定通过市场有效而精准的功能来实现。
后来的理论使这种关系更加清晰。起初，李嘉图在《原则》第三版（1821）中提出了他的价值理论，作为对斯密的批判。李嘉图接受了使用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但明确地认为只有后者是关于经济分析的，同时他是第一个将交换价值与稀缺性联系起来的人（Hollander，1904）。李嘉图也是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最后一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穆勒（1848）完全驳斥了劳动价值论，并主张任何事物的价值衡量是“它所拥有的对一般可购买商品的控制权”（1848：第III部分第1.5节）。后来，杰文斯（1871年）提出了边际效用的概念，产生了全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包括里昂·瓦尔拉斯，卡尔·门格尔，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维弗雷多·帕累托，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二十世纪新自由主义学者。这些观点已经完成了经济思想的转变。他们根据广义假设（如效用最大化和均衡理论）(Walras, 1874; Marshall, 1890)，驳斥任何实质性的价值体现并着重强调自由市场在社会中协调任何有意义的行动的有效性。
历史条件影响了人们对价值观念的逐渐转变，从而有效地协调人类社会向人们普遍认为有益的方向发展。工业革命实现了区分新经济体系的关键因素，桑巴特（1902）后来称之为资本主义：“一个特定的经济体系，它被认为是一个贸易组织，并且总是由两类人组成，一是生产资料的拥有和管理者，另一个是与他们所服务的市场有关的无产工人”（Sombart，1902年，Gibson等，1996：3）。根据其定义，一个经济体系会越来越依赖于贸易，这导致了一种价值的观念，它将价值作为不可避免地支配经济思想的交换力量（Sewall，1901）。 货币成为主要的商品获得交换价值，同时价值的概念几乎可以与价格互换。全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国际贸易的监管，像关税和贸易总协定（1947）等超国家机构和欧洲共同市场倡议，从欧洲煤炭和钢铁共同体(1951)开始发展到欧盟。
但是，市场需要精确性，成本效益和对利润最大化的合理追求，这些方面在资本主义商业精神中是根深蒂固的。十四世纪诞生于意大利城邦的商业中心的系统性簿记艺术为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这种框架（Yamey，1949）。桑巴特（1902）生动地强调了复式簿记在激励和强化资本主义精神中的作用（Yamey，1964）。资本主义与桑巴特的复式关系密切相关，很难说出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影响。一方面，资本主义在复式簿记中采取了一种能够激发其力量的工具，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却以自己的精神强化了资本主义。
复式记账法允许对所有业务活动的结果进行标准化量化，并使资产和股票的减少成为抽象数字。因此，它为战略决策和资源分配提供了合理的基础，并通过简单表述赢或输来阐明商业目标（Yamey，1964; Gibson等，1996）。 这种所有商业目标的系统组织将纪律，控制，实践性和非人格化推向企业逻辑。劳动价值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被摒弃，这只能表明这种社会生产关系的抽象与复式簿记的数学逻辑有关。
马克思对这一抽象元素进行了详细阐述，对价值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中，马克思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简单商品生产区分开来（King＆McLure，2015）。而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会根据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劳动来交换价值，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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