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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住宅和疗养院的生活质量与建筑设计
摘要
居住在住宅和护理院的老年人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家庭范围中，并且可能依赖于环境来补偿他们的身体或认知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护理楼设计的规定和指导方针已逐渐积累，对其对建筑用户生活质量的影响知之甚少。护理环境设计研究（DICE）收集了约克郡谢菲尔德及其附近38个护理院的建筑设计和生活质量的横截面数据。评估所有居民的生活质量不管他们的弱点，并且评价员工的精神面貌。使用谢菲尔德护理环境评估矩阵（SCEAM）的新工具在11个用户相关域上测量物理环境。建筑环境的几个方面与居民的生活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有证据表明，对安全和健康要求的关注可能会产生与生活质量相对的规避风险的环境，特别是对于最脆弱的居民。员工精神风貌与居民的非制度环境属性相关，而不是与员工提供的设施相关联。用于评估建筑设计的新工具在进一步研究和护理提供者中具有潜在的应用。
关键词 生活质量 环境 建筑设计 养老院
简介
我们生活的物质环境是生活质量的公认维度（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评估（WHOQOL）组1998），对于居住在住宅或护理环境中的老年人而言可能尤其重要。许多人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家庭范围中（Kellaher1986），并依赖环境来弥补流动性受损，感觉丧失或与痴呆症相关的认知障碍（Brawley 2001）。 因此，护理大楼的设计对于大量老年人来说至关重要：它一直是关爱环境设计研究（DICE）的重点，本文报道了其主要研究结果。
在英国，护理大楼的规定直到最近由个别地方政府和国家卫生服务卫生当局制定，并且在全国各地都有所不同。然而，现在统一用国家护理标准委员会管理的一套标准（卫生部2001a）。环境标准主要关注居民的实际需求，包括房间大小，可达性，设施，家具和配件等要求。隐私和尊严等心理需求应作为护理问题处理，而不是为了促成建筑特点去考虑。对痴呆症患者的环境需求几乎没有指导，痴呆症患者在英国机构护理机构中占很大比例。这些标准代表了增量升级过程的现状，而该过程几乎没有来自研究的数据（Barnes 2002）。
在建筑和设计专业中，学术课程很少能满足体弱的老年人的需求。准则存在于专业人士（例如Torrington 1996; Judd等人，1998年），但是与规则一样，这些规则是在涉及建筑用户的研究中得到的。由设计师推断出的居民的建筑偏好与实际的非常不同（Duffy等，1986）。一旦新建筑物投入使用，就几乎不能评价，因此缺乏对专业人员的反馈，即设计特征如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然而，建筑设计研究的发展存在问题。尽管大众声称观察性研究可以探索关系，但不能确定它们的因果关系。个人与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发生在不同的组织和社会环境中，因此难以真正的解开联系（Calkins 2001）。例如，居民的生活质量可能与提供的护理质量密切相关，但这反过来可能与物理环境有关（Gilloran等，1995）。Moos和Lemke（1980）发现，拥有更好设施的员工为居民提供了更多的日常活动选择，并对家庭政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如果通过教育文化效应进行操作，就有“控制”环境真正影响的危险（Netten 1989）。纵向研究设计可以将生活质量随时间的变化与物理环境联系起来，例如通过检验环境至少可以使克里斯帕克等人保持并且可能改善健康和认知状态等指标的假设。 在实践中，最脆弱的居民的高死亡率使得设计变化的纵向影响的研究变得困难（Netten 1993）。大型实验研究将提供最有力的证据，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需要随机的人群到建筑物。实验的范围仅限于轻微环境变化的影响，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痴呆症患者身上。这些发现通常与个人环境有很大关系，很难概括为整体设计指导。例如，在不同的研究中发现在门口附近的地板上标记一条线，去减少未经允许的离开，或增加它，又或不做任何区分（Calkins 2001）。
由于缺乏适当的措施，研究也受到限制。对于物理环境，大多数评估工具是专门针对痴呆症护理的，且没有一个涵盖英国护理环境的所有特征（Barnes 2002）。有一项衡量生活质量的标准：依赖居民自我报告的任何措施都将排除最脆弱的，特别是那些有严重认知障碍的措施。居民对养老院的调查研究得出的一个典型发现是，超过一半的人因认知障碍，感觉丧失或疾病而无法应对（Higgs等，1998）。那些能够报告满意度的人给予一致的积极回应并避免批评（Pearson等，1993）。本文报告了DICE研究的主要发现，该研究调查了老年人长期护理环境中物理环境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并描述了新的环境评估工具谢菲尔德护理环境评估矩阵（SCEAM）的开发）。
方法
例子
2000年5月在谢菲尔德登记的120个住宅和疗养院根据床位数分为三个大致相等的组：小（小于31），中（31-40）和大（41或更多）。在建筑和功能上，这三个群体非常独特。小房子都是私人经营的，几乎都是住宿护理院。他们的特点在于酒店布局：所有居民都使用了整个建筑的所有公共空间和设施。其中包括维多利亚式或爱德华式房屋的改建，大型接待室，高品质的配件和固定装置以及成熟的花园：还有一些新建的专用房屋。中等规模的住宅是住宅护理院，由当地政府专门建造，拥有宽敞的公共空间，但通常是小卧室。他们有着集体生活的布局：居民私人房间的集群，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公共休息室，餐厅和浴室，居民也可以在整个建筑内使用空间和设施。大型住宅是私人护理或住宿护理和养老院（通常称为双重注册住房），都是专门建造的。房间面积，设施和安全标准相对较高。大多数是由几个独立的居住单元组成的：居民房间的群体占据了不连续的边缘，居民很少或根本没有其他单元。一个或多个单元通常用于“老年精神病患者”（EMI）居民。
每组招募相同数量的建筑物，以代表该地区的护理设施范围。在每个小组中，按随机顺序联系住房，直到招募到足够的住房。由于小型住宅的同意率很低，因此邻近城镇罗瑟勒姆的10个不到31张病床的注册护理院随后被添加到抽样框架中，共计130栋建筑物。
样本量大小的估计表明：为了检测拟议的生活质量指标之一的显著性影响，需要147名个体居民，其显著性水平为5％，统计检验力为80％。有必要增加样本量以考虑数据的聚类结构 - 居民随机抽样在建筑物中，这些建筑物本身是随机抽样的。预计在一栋建筑物中的个人的生活质量将比在不同建筑物中具有相似特征的个体会有更明显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在统计方面的贡献都会减少，需要更大的样本。目标是为42座建筑物中的7座居民提供全面的信息，共有294名居民。为了允许丢失数据，从长期居住者名单中随机选择了12个居民。因为工作人员的成果可以通过问卷调查，每个参与建筑的所有护理和护理人员都进行了调查。在参与的家庭，根据当地研究伦理委员会制定的指导方针，获得管理者和居民（或适当的亲属）的同意。
措施
物质环境
在建筑学和老年学文献的评论报道中没有发现能够捕捉建筑设计所有相关要素的单一评估工具。最全面的是多相环境评估程序，MEAP（Moos和Lemke，1996），但它缺乏对某些特征的覆盖，例如：感官环境，它是为美国不同范围的护理环境而设计的。后来又出现了专门针对痴呆症护理环境的几种工具，包括治疗环境筛查调查（TESS-NH）（Sloane等人，2002年），专业环境评估程序（PEAP）（Lawton等人，2000年），以及评估困扰老年人的环境的量表（Bowie 等人1992; Tune and Bowie 2000）。
这就是决定使用审查以及护理行业标准和专业指导方针，编制一份综合的建筑特征清单的原因，而这些建筑特征对建筑用户来说非常重要。各个特征将以允许有意义地聚合成一组数值分数的方式进行分类。然后，统计分析可以测试这些总分数是否与生活质量相关。以前的研究在评估护理建筑时已经确定了不同的“领域”，包括空间可用性，安全特征和方向线索等物理方面，以及延伸到尊严，选择和个性等心理属性（Bowie 等人1992; Moos和Lemke 1996; Lawton 2001; Sloane 等人2002）。
为了给本研究提供一个全面的框架，选择了10个居民区域以及与员工设施相关的另一个区域。10个居民区域分为三组：居住在居住环境中的老年人的普遍要求（隐私，个性化环境，选择和控制以及与更广泛社区的联系）;身体要求（安全和健康，支持身体虚弱和舒适）;和认知要求（支持认知脆弱性，外部世界意识，家庭而非制度环境，被称为“正常和真实性”）。从文献，行业指南和护理楼的试点访问中发现了300多个个人特征，这些特征分别被分配到相关领域。根据建筑物内部的建筑元素，各个特征也进行了交叉分类，形成了双向结构。得到的矩阵称为谢菲尔德护理环境评估矩阵，SCEAM，如图1所示。每个域中的项目示例如表1所示。
可以使用结构化检查表通过直接观察来评估大多数个体特征。涉及房间尺寸的那些，例如每个居民的休息室空间的数量，被格式化为用于分析建筑计划的协议。在建筑物中将每个单独的特征评分为存在（1）或不存在（0），并且对于每个域，将这些评分相加并表示为项目总数的百分比。例如，域名隐私有40个功能，其中30个这样的建筑物得分为75％。每个家庭的特点是11个域名分数。 可以对评估矩阵的列进行总计以给出每个建筑元素的分数。
在设计和使用中观察到的建筑物之间的任何差异都被清单捕获并反映在每个域的两个备选分数中。例如，如果建筑物包括一个淋浴房但是它用于储存并因此无法用于其预期目的，那么“选择/控制”域中的“浴缸或淋浴”选项将在设计中得分为“1”，但是实际使用分数为“0”。在本研究中，实际使用的分数最受关注，因为它们反映了用户的日常体验。开发SCEAM的过程赋予其高度的面子和内容的有效性。当在类似环境中使用时，许多二元事实项目已显示出完美的评估者间可靠性（例如Sloane等人，2002）。 根据客观测量验证了温度，空气质量，光照水平和声级的主观评估。
居民
不管居民的认知或其他弱点，重要的是使用所有随机选择的居民的生活质量的可实现的信息来源。先前研究证明有效的两个来源是研究者观察和来自代理人的信息，例如配偶或正式护理人员（McKee，Houston和Barnes，2002）。对行为的观察提供了对内部状态的见解（Kitwood和Bredin，1992），并衡量环境促进一般活动和社会行为的程度，并减少令人不安的行为（Lawton 2001）。情绪状态的外在迹象提供了方法去衡量环境在增加积极情绪和减少负面情绪方面是否取得成功（Lawton 1994）。
研究人员的观察
“痴呆症护理图谱”（Kitwood和Bredin 1992）是一种技术和编码结构，旨在详细研究痴呆症患者的日常经验。观察期被分成短时间间隔，在此期间，使用A-Z编码框架记录人的活动，例如， N用于睡觉或打瞌睡，F用于进食或饮水，P用于接受个人护理。 这个人的明显幸福感或生病在每个时间点上得分为六分。每个代码组合都有详细的指导：例如“P 3”表示“接受实际，身体或个人护理，持续和积极的互动，例如穿着得愉快，或关节炎关节轻轻缓解”。在这项研究中，在上午和下午的两小时期间每15分钟进行一次观察。活动代码用于计算居民参与任何活动的时间比例。在所有观察到的间隔内计算每个居民的平均幸福感/不良分数。
来自护理人员的代理信息
最了解居民的护理人员按要求填写了关于居民健康和幸福感的调查问卷。CAPE行为评定量表（CAPE-BRS）（Pattie和Gilleard 1979）用于建立依赖程度：它包括物理，认知和社会功能的项目。20项Pleasant Events Schedule-AD（PES-AD）（Logsdon和Teri 1997）测量了居民参与愉快活动的情况：它考虑了活动的频率和表面享受。影响评定量表（ARS）（Lawton 1994）产生两种情绪外在迹象：积极情绪（愉悦，兴趣和满足）和消极情绪（愤怒，焦虑和抑郁）。没有找到合适的量表来评估个体居民选择和控制其直接环境的能力，并且设计了用于此目的的14项量表。它涵盖了家庭内外的活动自由（例如居民是否在没有工作人员的情况下使用花园），居民是否可以控制自己房间的供暖，照明和通风，以及居民是否选择了自己的卧室家具和装饰。它由代理护理工作者完成，并发现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克朗巴赫表 0.77）。
有关居民的其他信息
管理人员提供了所有长期住宿的信息，包括出生日期，性别和居住时间。 他们被要求在依赖的多个方面给出二元指示（好/差）：沟通（能够表明需要并理解简单的口头指示）; 方向（能够找到方向，识别并定名经常看到的人）; 移动性（能够独立行走，如果需要可以使用棒）; 情绪（通常是乐观的，积极的观点）和社会化（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如果居民的认知或身体缺点不排除它，并且同意，通常是在居民的卧室私人进行结构化访谈。如果有需要，可以使用大型打印提示卡来协助通信。访谈包括一小部分认知功能：CAPE信息定向量表（CAPE-IO）（Pattie和Gilleard 1979）和Philadephia老年中心精神状况量表（PGCMS）（Lawton 1975），它经常被用来评估体弱的老年人的精神状况。
工作人员
向所有护理和护理人员发送了调查问卷，包括职称，年龄，性别，每周工作时间，当前工作和类似工作的时间长度，专业资格和在职培训课程。调查问卷包含两项与工作有关的士气。工作和生活态度调查（WLAS）（Warr，Cook和Wall 1979）的工作满意度分量表是国外评估，涵盖自治和责任，与经理和同事的关系，工作保障和晋升机会。护理压力量表（NSS）（Gray-Toft和Anderson 1981）具有衡量与专业护理相关的压力方面的子量表（死亡和死亡，准备不充分和缺乏支持）。因为没有合适的比例来评估员工对特定护理环境中环境的满意度，于是设计了16个项目的量表。这包括工作人员的设施，便于照顾体弱居民的功能，以及内部环境（温度，照明，通风，噪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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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编号：[4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