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灾害教育对儿童洪水风险感知的影响评估：适应极端气候的政策含义外文翻译资料

 2023-03-19 10:03

中国灾害教育对儿童洪水风险感知的影响评估：适应极端气候的政策含义

Shuang Zhong, Qiu Cheng, Shuwei Zhang, Cunrui Huang, Zhe Wang

小教181 胡家睿

摘要：

背景：儿童洪水风险感知包括意识和行为，可以通过灾害教育培养。灾害教育对提高儿童的抗灾能力和适应极端气候的能力至关重要，但教育与家庭和社会的协同影响效应尚不明确。这项研究调查了中国四川省一所学校为期三年的灾害教育项目。

方法：2016年和2018年在3个试点县分别对45所小学8-12岁的2105名儿童（基线）和1710名儿童（干预后）的风险认知进行分层抽样调查。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法和倾向性评分匹配法（PSM）进行回归分析用于评估课堂教学、宣传海报、专业指导、社会教育（电视、广播、朋友和互联网）以及与风险相关的亲子互动的有效性。通过交互作用项和结构方程模型（SEM）研究了它们的协同作用机制。最后，通过对不同水平的亲子互动和留守状况进行分类来评估干预效果。

结果：课堂教学（系数=0.040；Plt;0.05），宣传海报（系数=0.024；Plt;0.05），专业指导（系数=0.016；Plt;0.1）对儿童洪水风险认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使用PSM发现这些影响被低估了。灾害教育与亲子互动的交互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亲子互动是改善风险认知的调节因素（标准化间接效应=0.055，plt;0.001）。此外，平均值2018年风险感知得分较基线上升118%。研究发现，风险相关亲子互动水平越高，风险感知的平均得分越高（系数=0.055；Plt;0.001），与是否留守儿童无关。

结论：把提高抗灾能力和气候变化适应能力以及与风险相关的亲子互动纳入灾害教育的考虑到，是促进儿童风险认知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适应；儿童洪水风险感知；气候变化；灾害教育

  1. 简介

气候变化威胁着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由于其对环境的剧烈有害影响更频繁的灾难。更糟糕的是，气候极端事件加剧了现有的疾病负担和对健康的负面影响那些健康保护体系最薄弱的人，例如儿童谁是最易受伤害的人口，因为他们身材矮小，而且相对没有能力照顾自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5; IPCC，2014年）。为建设抗灾能力和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极端事件的健康适应，公众对灾害风险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可以确定个人采取的预防措施，以显著减轻灾害（包括病媒传播的伤害）对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疾病和水传播疾病（Shreve和Kelman，2014；Kellens等人，2013年）。公众风险感知是指公众对风险的内在认知或者相信极端气候威胁的严重性作为风险的主观方面（Bodoque等人，2019年）。

在所有自然灾害中，洪水是全球死亡和传染病的主要原因，预计在气候变化情景下，其频率和强度将增加（Doocy等人，2013年）。洪水风险感知综述总结了衡量风险感知的五个常用变量，包括影响、可能性或者概率、意识、影响和原因（Kellens等人，2013）。此外，一些研究强调个人防备是洪水风险感知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反映了对通过个人意识确定的风险的主观控制（霍夫曼和穆塔拉克，2017年；Raaijmakers等人，2008年）。因此，洪水风险感知可以定义为个体感知洪水风险的意识和应对灾害的积极准备和健康相关行为（Kellens et al.，2013；Adelekan和Asiyanbi，2016年；劳伦斯等人，2014年；Miceli等人，2008年）。

尽管儿童风险认知很重要，大多数研究是调查成人的（Adelekan和Asiyanbi，2016；Alderman等人（2012年Birkholz等人，2014年；Bubeck等人，2012年）；很少有研究把儿童作为减灾活动的主要参与者（Rascaron;ka，2015；Bosschaart等人，2013年）。要培养儿童的风险认知，学校灾害教育至关重要。作为一个特殊的儿童社区，它是一个为儿童和青年提供气候变化课程的平台，将提高他们的风险意识，并帮助他们向家庭和周围社区传递信息、知识和技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5；Olowokere和Okanlawon，2014年；劳森等人，2019年；威廉姆斯等人，2017年）。校本灾害教育以公共教育体系为基础；儿童通过课堂教学、专业指导和校园演习学习洪水灾害相关知识（Pfefferbaum等人。，研究评估了以学校为基础的灾害教育的影响，发现这些方法有效地帮助幼儿了解洪水灾害，并将这些知识转化为他们在家中的适应行动，如健康相关行为（Hodder）等人，2011年；Olowokere和Okanlawon，2014年；Powell和HolleranSteiker，2017年；威廉姆斯等人，2017年；Tewari等人，2015年）。与公共教育系统一样，社交网络也是建立风险感知的重要途径，包括通过亲友学习、媒体沟通、互联网信息、社区培训和其他社会联系（Hoffmann和Muttarak，2017；Olowokere和Okanlawon，2014年；Powell和Holleran Steiker，2017年）。

此外，家庭关系是一个被忽视但很重要的因素，可能会影响灾害教育对儿童洪水风险认知的影响。儿童，特别是幼儿，依靠成人生存和发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5年）。研究发现，儿童与父母之间的互动是有效代际学习的关键渠道，通过互动加强学校教育的效果（Istead和Shapiro，2013；Chan等人，2016年；劳森等人，2019年；劳森等人，2018年）。然而，社会网络和家庭互动对儿童洪水风险认知的影响一直被忽视（Tewari等人，2015），其与公共教育的共同影响机制仍不清楚。了解儿童洪灾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和机制，对于设计灾害教育方案和卫生政策干预的影响都至关重要（Sjouml;berg，2000；Bubeck等人，2012年；Buchecker等人，2013年；Botzen等人，2009年）。

因此，本研究调查了中国四川省2016年和2018年的灾害教育项目，以分析基于学校的灾害教育、基于社会网络的教育和亲子互动的影响，本研究的目的包括：（1）识别和描述儿童洪水风险感知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影响因素。（2）通过对不同亲子互动水平和留守状况的分类，确定三年干预效果。（3）评估学校教育和基于社会网络的教育对儿童风险认知的有效性。（4）探讨其与风险相关亲子互动的共同影响机制。

2.方法

2.1. 学习环境

四川省位于中国大陆西南部。据中国统计局人口普查，四川总面积486.01万平方公里，包括17个地级市，2019年总人口9121万（四川省统计局，2019）。四川省地处中国灾害最频繁的省份地区构造运动活跃，河网密布，地质条件优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历了频繁的多重灾害，如洪水、地震、泥石流和滑坡（中国农业部）水资源部，2018）。2017年的洪水事件造成了直接影响财政损失约21425.3亿元，四川省的强降雨造成大渡河流域自2000年以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1907年（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2017; 中国水利部，2018）。

2008年汶川地震后，减灾教育被明确纳入中国教育体系，重要的是，为了提高四川省的抗灾能力，2016年，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应急中心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资助，在什邡市、岳西县和泸县三个试点地区开展了针对在校儿童的灾害教育项目，由于山区和密集的河流网，这些县面临着频繁的洪水、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的风险。然而，在四川，有很大一部分父母在大城市外出打工，因此有大量的孩子留守儿童由老人抚养。因此，四川省的这一灾害教育项目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提供一个切入点：哪些政策制定者和教育管理者能够理解如何减轻灾害风险，增强健康对气候的适应能力极端。

2.2. 研究设计

为评估四川省灾害教育项目的效果，该省在三个试点地区包括什邡市、泸县、岳西县进行了两次横断面研究。我们分别于2016年和2018年分层整群抽样调查洪水情况在45所小学，分别对8-12岁的2105名儿童（基线）和1710名儿童（干预后）的风险认知进行了调查。

数据收集是一个在中国西部的减少灾害风险项目的一部分。这项研究预先设计的问卷是根据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的报告编制的基金，2007年和2015年），特别关注儿童的灾害意识以及对特定自然灾害事件的准备。仅聚合调查中使用了数据，参与者将保持匿名。本研究中收集和分析的数据集可根据要求向通讯作者索取。

在调查期间，小学教师接受了灾害教育计划的培训，以监督他们的学生并完成调查

旨在评估灾害风险认知的调查问卷。外部为了保证数据收集的质量，还进行了验证，包括调查人员的统一培训和调查后的质量控制。具体来说，在调查人员，质量控制人员检查了它是否丢失项、错误项和逻辑错误，然后在由调查人员和检查员共同签署。最后，在统计分析过程中应用倾向评分匹配方法，以进一步控制样本选择偏差，避免自我报告的问题关联。

我们使用了三个假设来研究灾难教育和家庭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的机制。研究发现：（1）学校教育、社会网络教育、家长陪伴、风险相关亲子互动对儿童洪灾风险认知有直接正向影响；（2） 灾害教育与风险亲子互动对儿童洪灾风险认知有正向的交互作用；（3）风险相关亲子互动对灾害教育与洪灾风险认知有调节作用。

2.3. 取样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招募调查对象。首先，项目组特意从这三个县的每个乡镇总共挑选了45所小学，包括什邡市的16所小学、泸县的20所小学和岳西县的9所小学。因为我们采访了该政府项目的负责人并且有目的地对2016年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灾害教育的学校进行抽样，我们在提取抽样学校时控制了混淆因素，以便以2016年为基线评估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然后，针对每所学校，从4年级到5年级随机选择一个班级，并对至少50名8-12岁的学生进行调查。如果班级人数超过50名学生，则从该班级中随机抽取50名学生参加。如果班级人数少于50人，则全班参与调查，并随机选择另一个班级的学生填写样本量。

2016年10月，在三个县（什邡市800；泸县，1000；岳西县450）共发放了2250份问卷。在排除58份数据质量问题问卷（问卷中所有问题的缺失数据超过10%）后，我们收集了2192名（97.42%）学生（基线组）的回答。2018年10月，另有1800名学生（什邡市640名；泸县，800；岳西县（360人）参与调查，共收集干预后样本1710人（95%）。然而，我们没有跟进2016年的学生群体，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认知显著增（Christiansen等人，2018；Mudavanhu等人，2015年）。

2.4. 衡量儿童对洪水风险的认知和与风险相关的亲子互动

问卷分为几个部分。首先，它收集了个人和个人信息和家庭信息，包括：年龄、年级、性别、民族、受灾经历、是否留守、子女抚养方式、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

接下来的部分旨在了解儿童对洪水风险的认知，包括灾害意识和健康相关行为。灾害意识分部分询问了有关洪水伤害预防和洪水后胃肠和呼吸道疾病次生灾害风险的具体问题。健康相关行为子部分寻求有关应对灾害的信息，包括有关饮用水安全和预防传染病洗手习惯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的报告提出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7年、2015年）。

最后，还有关于儿童教育渠道（教育干预类型）及其与父母的风险相关互动的问题。我们将教育渠道分为学校教育（即课堂教育、宣传海报和专业指导）和社交网络教育（即电视节目、广播、朋友通知和互联网信息）。具体而言，课堂教育是指课堂教学活动，宣传海报是指使用公告或发放宣传册，专业指导是指由医护人员或急救人员组织讲座。对风险相关亲子互动的调查分为四个二分问题：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安全依恋（即他们是否及时向父母寻求帮助；他们是否告诉父母他们的危机；是否与父母一起参加灾难演习；父母是否能注意到他们的要求）。这被重构为一个连续变量，范围从0：几乎没有交互作用，到4：非常好的交互作用，以表明亲子交互作用的质量。表A.1给出了所有变量的详细描述性统计数据。

2.5. 统计分析

为了评估灾害教育计划的效果，并确定其对儿童洪水风险认知的影响机制，使用两个软件程序：Stata14.0和Mplus7.4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首先，风险感知的心理测量模型用于确定意识和风险行为是其关键组成部分（Burns和Slovic 2012）。因此，我们应用主成分分析分别计算了儿童的洪水风险感知分数、洪水灾害意识分数和洪水风险行为分数。计算这三个主成分的克朗巴赫alpha;，以检验主成分的可靠性。由于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连续变量，因此应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OLSR）来确定学校教育（课堂教育、宣传海报和专业指导）、基于社交网络的教育（电视、广播、朋友和互联网）的影响（如有），以及与风险相关的亲子互动对2018年儿童洪水风险感知的影响。

其次，我们通过绘制箱线图，按照亲子互动的不同水平（即几乎没有互动、不良互动、一般互动、良好互动、非常好互动）对2016年至2018年三年灾害教育计划对儿童洪水风险认知的影响进行了评估，以及留守状态（即父亲独自抚养、母亲独自抚养、祖父母抚养、其他亲属抚养、父母双方外出工作、父亲外出工作、母亲外出工作），以描述亲子互动和父母陪伴对儿童洪水风险感知的影响。

此外，倾向评分匹配法（PSM）用于重新检查学校教育和基于社会网络的教育（基于观察数据）的效果，以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和组水平混杂因素。通过构建无法观察到的反事实结果（Stuart，2010），我们确定了接受干预但不受混杂因素影响的反事实组与接受干预但受混杂因素影响的行为组之间的差异。对于我们的自我报告问卷，PSM方法消除了由于内生偏见（如社会期望、积极和消极情绪以及极端反应）而导致的主观反应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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