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封闭式社区及其解决策略外文翻译资料

 2022-10-31 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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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设计(论文)英文文献翻译

Deserted Streets in a Jammed Town:

The Gated Community in Chinese Cities and Its Solution

拥堵城镇中的废弃街道:

中国城市的封闭式社区及其解决策略



拥堵城镇中的“荒芜”街道:

中国城市的封闭式社区以及解决策略

缪朴

摘要

自1978年经济复苏以来,中国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居住区竖起了围墙隔绝内外以提高安全性。与美国的小区相比,这些封闭式小区究竟是何番模样?而这样一种新的发展又对人们的生活,尤其是中国高密度城市中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又是如何将仅仅几十年前发缘于美国的资本主义房产开发模式学习并运用得如此之快?本文是这个话题第一篇相关论文,将呈现这些问题原始的调查资料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改善性设计对策。

1新的潮流

这段时间,如果一个游客闯入上海内环线以外的新居住区,他一定难以忘怀面对所呈现的与城市中心区熙攘街道完全不同的景象的怪异感觉。沿路紧密林立的中高层住宅建筑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高出围墙两米多,一旁就是整洁的围栏和铺装的人行道。但是你几乎无法感受到大部分人行道的灵魂!整个城市空间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没有演员的巨大舞台。围墙不断向前延伸,有时候会有整整500米,偶尔被一些装饰着复制希腊式雕塑的华丽大门以及穿着像警察的私人保安打断。在大门之间你看到的是城市内几乎无人问津的街道(图1)。这也许看上去很奇怪,因为旅者正处于一个居住密度近10000人每平方公里的区域(上海市统计局,2001,p.25)。这样一种经历源于一个正在改变中国居住区面貌的新潮流:封闭式社区。本文是关于这个可能是近年中国城市规划与设计最重要变化的第一份研究成果。

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大多数的中国居民居住在街巷可达的传统(1949年以前)低层庭院式住宅(一个住宅有时候居住着多户贫穷人家)。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间,政府在现存的城市中建起了工人新村——一幢幢营房式的六七层公寓式建筑。这些新村没有围墙,或是尽管有围墙也留出了通往街道的许多开口。1966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零增长的住房建设造成了当时中国城市的住房严重短缺,为了尽快弥补这一缺陷,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房产开发项目。2000年,全国共有441亿平方公里的居住建筑面积,是1985年的四倍(国家统计局,2001,pp.344)。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增加的住宅都采用了门禁社区的建设形式。在郊区,围墙和大门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师级设计新住宅小区的标志性特征,它们的身影甚至还能在城市中心区发现。它们也出现在了相对较少的填充式住宅项目中的豪宅区和传统住宅及工人新村更新式住宅项目中。例如,北京的龙潭北里小区(1965年)2000年缩减了原有的15个住区出入口至8个,并附加了保安(肖,2002)。1991年至2000年间,83%的上海居住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封闭了起来(苏,2000)。与此同时,拥有两个经济动力源——广州、深圳的广东省,封闭了54000个居住区,覆盖了超过70%的城乡居住用地,容纳了超过80%的人口(张,2001)。尽管全国的数据并没有得到例证,这些数据也粗略地证实了中国的门禁社区的广泛性。

2封闭式住区

大概二十年之前,门禁社区在美国激增,成为了一个空前的社会热议题。那么中国的门禁社区又有那些基本的特征呢?尤其是,它们和那些已被较好地研究过的美国门禁住区有多相像呢?接下来本文将描述中国的典型门禁社区,并主要依据1996年至2000年的《建筑学报》的12个规划方案分析。在中国,人们称门禁社区为“封闭式小区”。居住区,或称小区,和1920年代发源于美国的“邻里单位”概念类似,它与1950年代介绍到中国的苏联规划理论中的住区(microrayon)理论有直接关系(Gaubatz, 1995, p. 31)。由于受到全国性规划模式的认可,小区这个理念从那时开始就成为了居住区规划开发建设的基本单元。所有新建的社区都被设计成了小区的模式(图2)。这种模式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内城区的传统居住区域,尽管有着非常不同的空间形态,也在行政管理上采用了这种模式。

同美国一样,一个封闭式小区是由围墙和一个以上的防卫门围合起来的,有时还会配有高科技监视设备例如闭路摄像头以及边界处的红外报警系统。这些新建的大师设计住区还会在大门内设置一些半公共的设施。根据每个居住单元售价的不同,配套设施最少会是一个集中式的绿地,再是各种各样的户外场地、一个娱乐会所、甚至是商店或是一个游泳池等。社区由一些社区组织在私人的安保系统保护下运行。然而,一个中国的封闭式小区在居住人数以及占地规模上往往更大,并且在空间布局上较美国的住区更模式化。基于全国性的居住区规划模式,一个中国门禁小区占地12-20公顷,可以容纳2000到3000户家庭(每个家庭3.2-3.5人)。如此大的规模似乎能够带来规模经济效应,但也产生了单一居住区发展模式垄断情况。大概5到10个居住组团组成一个居住小区,并由几个居住小区构成一个居住区。相反的是,在美国,近一半的封闭式社区有不足150个居住单元,并且空间形态和建筑形式多样(Blakely amp; Snyder, 1997, p. 22)。

中国和美国的封闭式小区有两点不同,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居住小区密度更高,这对于接下来的讨论非常关键;中国城市的住区通常比美国住区的密度高出5-10倍(美国国家统计局,1994,P.840)。美国城市住宅中的主体是低层单户式住宅,每公顷12-15户人家,而中国的住宅建筑主要以中高层(10层及以上)和中层(6层无电梯)为主,每公顷120-180户人家,容积率为1.2-1.5。在中心城区,城市的发展甚至需要更高的居住密度。在这样一个拥挤的城市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住区开发项目能被绿地包围。在中国即使在郊区,居住小区也往往被城市干道围界,对面则是其他类似的居住小区。

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中国人对步行和公共交通又很强的依赖性。现下大多数的中国家庭都无法负担起一辆车。在2000年,平均200户人家仅有一户拥有私人汽车(中国国家统计局,2001,P.310)。尽管未来这种现象会改变,但由于交通的结构性拥堵,汽车可能并不会大范围运用于城市之内的交通。这种趋势我们可以从东京、香港以及一些其他亚洲城市的现状中推断出。

在美国门禁社区多为富裕以及中产阶级的家庭准备的,但在中国,这是绝大多数居民的住区模式。报纸上多报道为满足富裕阶层要求特殊设计的门禁住区,而实际上大多数现存的门禁社区尤其是那些改革开放之前建成的住区更新后往往生活着不同阶级的居民。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传统,同一等级的工人群体被安排在同一公寓集群中(问题只存在于如何得到一间公寓)。甚至在今天,政府或是国有企业单位员工仍会分配到豪华的住宅而不是一定水平的高薪。美国的社区防卫大门在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的社区中有不同的作用以及目的:防止外来人员使用私人的公共设施,或是增强保护性(Blakely amp; Snyder, 1997, pp. 39–45)。而现在中国社区的围墙和大门主要都是为了安全性,其他则都是附加的目的。

一个中国的封闭式社区往往与一个美国的封闭式社区的管理组织非常地不同。由于存在不同的住房所有权(例如国有,国有企业所有,私人所有)以及中国法律体系的不成熟,并不是所有的市民都拥有永久的建造、投资、运营管理住宅的权力。因此,在中国许多的封闭式住区是由一群特定的当地政府官员、房产经理、开发商、以及并不一定当选的房主代表管理的。这样一个团体在管理效率上存在一定问题,即使在一些例如收集房主管理费等小事上也存在 (Wang et al., 2001; Nanjing Dangjian, 2002)。

最后关于中国的一个特征为我们解答了为何门禁社区在中国发展如此之快。在目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阶段,维持社会稳定是政府的首要政治考虑,而门禁作为一种控制犯罪的高效方式为维持稳定做出了直接的贡献。例如,公共安全综合管理和公安部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明确将门禁作为政府及绩效考核的重要因素之一(Zhong, 1998)。包括强大的公共安全部在内的北京市三个政府分支机构,在2001年9月联合发布了一项指令,要求所有的住区都必须要有门禁和围墙。

在这些压力之下,地方政府在他们的工作日程上明确了每段时期内需要被封闭的社区。门禁是一个小区能否被评为“文明安全小区”的重要准则。而这些在美国是难以想象的,因为那里设置门禁往往是开发商或是房主私人的行为。在中国,对门禁社区的官方提倡使得有关此的负面信息很难找到,因为中国的媒体和研究人员往往避免与政府产生冲突。鉴于此,在本文中笔者必须要使用非常规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有讲述犯罪案例的杂志,网络上或是地方居民的草根报道,报道的作者涵盖了中学学生到地方共产党员干部等不同群体。

3门禁在中国城市起到作用了吗?

既然安全性是中国小区安设门禁的主要原因,那么它起到作用了吗?报纸和政府文件表现出了一些矛盾的结果。

一方面,许多城市和社区表示自从安了门禁以及其他安全设施后,抢劫和入室盗窃案件下降了45–85%(Su, 2000; Zhou, 2000; Hou, 2001; Xiao, 2002)。依据报纸和其他官方报道,政府鼓励小区设门禁主要由于这可以在不增加警力的情况下减少犯罪率。许多居民都热衷于门禁,不仅因为它们可以增强小区的安全性,还因为它们可以驱除小贩、过境交通的噪声、不受欢迎的推销员以及塞在门下的传单(Ni, 2000; Jia amp; Wang, 2001)。一个上海郊区的2100单元的中等居住小区在1999年曾举行了关于是否设门禁的投票。结果显示68.5%的居民赞成,11.3%的居民反对,17.7%的人没有想法(Ni, 2000)。由于坚信门禁式的住宅单元可以卖得更快,开发商们在他们的广告上印满了如“24小时专业保护”、“智能全封闭式管理”等吸引眼球的字眼。这些对门禁社区的反应同美国封闭式住区相关研究成果不谋而合(Dillon, 1994, p. 9)。一项1996年的研究表示在美国一个社区拥有越多的安全设施,它的居民就越会相信它们的社区是安全的(Blakely amp; Snyder, 1997, p. 125)。

在另一方面,依据基层报道揭示,在私底下中国封闭式住区的居民们抱怨围墙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安全环境的表象,其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的安全保障。正如一位户主所说:“烧财(安装门禁与围墙的费用)却不消灾”(Wang et al., 2001)。北京西城区在1997开始为小区设置门禁,但到1998年仍有228起抢劫和入室盗窃案件在这些门禁社区中发生(Na, 2001)。许多广为人知的抢劫和入室盗窃谋杀案发生于门禁社区。其中有名的一起就是1995年发生在北京郊区温泉园林小区的案件,事后其户主起诉了小区的安保管理,成为了中国第一起相关诉讼案件。(户主最终赢得了诉讼,这起案件成为了1999年10大房产类头条之一)其他报道类似的臭名昭著的案件分别发生于成都(1993)和苏州(1997)(Guo amp; Zhao, 1998; Yuan et al., 1998)。

为什么对于将社区门禁化的评价会如此不同?首先,我们并不能完全相信那些积极的数据,因为这些数据都是在粗略的调查中得到的。例如,除了门禁这个因素以外,社会经济变化会造成某一年犯罪率的下降。而地方官员也可能为了使上级满意而修改数据。但是,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因素。当更仔细地观察数据时我们会发现,那些犯罪率下降的社区设置了除了门禁以外的其他安保措施,例如有有效的人工监视和巡逻等。而这样一种人工安保措施在那些有安全问题的封闭式社区中总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忽视。

由于大多数中国家庭的收入有限,即使在较为发达的沿海城市,居民们也无法担负每月每户超过3-5元的安保服务费。而这样的费用水平也仅仅只能雇佣每月收入为500-600元的保安,工资水平仅为这些地区平均水平的一半(Sohu.com, 2002; Wang et al., 2001)。因此封闭式社区尤其是中等收入阶层居住的社区很难雇佣到足够多的保安人员。一份2001年的报告中显示,北京有95%的门禁社区无法负担起24小时的安保和巡逻费用,尽管超过60%的室内抢劫和偷窃发生在夜晚(Na, 2001)。在一些资金稀缺的住宅项目开发中,管理者将保安室作为商铺租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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