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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媒体，社会融合以及中国新城市移民的主观幸福感
摘要：当代中国城市的移民被称为“新城市移民”，与当今中国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随着这些城市移民越来越依赖新媒体，特别是新闻，娱乐和社交互动的社交媒体，了解社交媒体的使用如何有助于他们的社会融合和主观幸福感。根据在线调查，本研究确定了新移民社会媒体使用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以及通过社会融合可能产生的间接关系。发现中国城市移民社会媒体使用的整体积极社会心理影响。具体来说，这项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的使用可以促进社会融合，包括建立社会认同和社会网络以及现实世界的社会参与。新的城市移民的社会融合特别是社会认同水平与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显着相关。
关键词：社交媒体，社会融合，主观幸福感，新城市移民，社会变迁
1.导论
移民是从一个国家，地区或其他居住地到另一地点的人口迁移（Linetal.,2011）。自1980年代经济改革以来，中国蓬勃发展的城市已经被城市移民淹没（Nielsenetal.,2011）。截至2014年底，中国大陆人口136782万人，其中城市人口54.77％，约为7.9616亿人（中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更具体地说，到2013年中期，中国总人口约12.63％是城镇移民，年均增长率为2.7％（中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对城市人口增长以及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变革快速前所未有的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一些社会经济和政治上，中国的户籍制（户籍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口的地理流动（陈，2013）。不过，1978年以后的经济改革大大放宽了户籍制度的限制。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最显着的社会现象之一是城市移民。来自农村的农民，下岗职工，大学毕业生等群众从农村涌入城市，中小城市到大城市（刘，2011）。一般来说，中国今天有三种类型的城市移民：1）大多数中国城市移民是农村到城市移民;2）城乡移民;3）从出生地移民的大学毕业生（汤和马，2008）。大多数以前的研究集中在农村到城市的移民（Linetal.,2011;Wongetal.,2008），而对中国城市移民和大学毕业生的关注却很少，他们是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城市人口。由于经济转型和以前阻止外界成为“城市人”的体制障碍逐渐放松，城市流动人口的组成部分发生了显着变化。目前中国的城市移民不仅包括劳务移民（即农村到城市的农民，工厂工人等），而且包括智力移民（即白领，研究人员等），创业移民和（周，2005）。所有这些移民都被称为“新的XX人”-例如“新上海人”，“新杭州人”，“新北京人”等。中国大陆的社会学学者现在将其命名为“新城市移民”（刘，2011）。
这些新的城市移民经常遇到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变化，缺乏社会支持，以及许多障碍使自己很难成为新城市的一部分，这可能会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和精神健康产生负面影响（Linetal.,2011）。特别是对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来说，他们填补了当地城市居民不愿采取的城市建设，制造和服务方面的数百万工作岗位。同时，他们被认为是对犯罪率上升负责的边缘公民，被认为是对社会稳定的威胁（Wongetal.,2007）。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移民如大学毕业生也不总是受到欢迎，因为他们可能会增加城市的就业竞争。因此，与非移民人口相比，城市移民更有可能遭受移民压力，感觉到的歧视以及社会排斥，因此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较高，主观幸福感降低（Wongetal.,2008）。
鉴于其对社会发展和国家福利的重大影响（KnightandGunatilaka,2010），城市移民的主观幸福感和社会融合成为重要课题。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中国的城市移民过程和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提供了媒体对主观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影响的实证证据（Chen,2013;Linetal.,2011;Wongetal.,2008）。但是，很少有人调查了社会媒体对中国“新城市移民”中的主观幸福感和社会融合的影响，尽管这些群体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进行新闻娱乐和社交互动。本项研究想填补这个空白。
事实上，近十年来，中国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爆发式发展。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6年），截至2015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在所有互联网用户中，约71.6％在城市地区，28.4％在农村地区。包括新移民在内的中国公民社会媒体越来越受欢迎，值得更多的研究，揭示中国过渡时期社会媒体的使用，社会融合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基于在线调查，本研究探讨了社会媒体在城市移民中的社会整合和主观幸福感的潜在影响，探讨了社会媒体的使用和社会融合在中国的主观幸福感是否可预测。
2.文献综述
2.1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中国
近年来，中国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中国，即时消息、搜索引擎、在线新闻、在线音乐、在线视频、在线游戏、在线购物、社交网络等都非常受欢迎。在中国所有流行的在线应用中，社交媒体是其中之一。大约33.5％的中国互联网用户使用微博（CNNIC，2016）。新浪微博（中文微博）、腾讯微博、搜狐微博和网易微博都是流行的微博门户。用户转向微博网站获取新闻、发布信息、表达个人观、从事社交互动和舆论参与。多功能以灵活的方式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自2010年以来，微博客人数增长率很高。除了微博，WeChat也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媒体的有影响力的形式。自2011年推出以来，WeChat用户数量一直在攀升。作为移动即时文字和语音信息工具，WeChat开始扩大服务范围，以满足互联网用户在融资、购物、旅游、娱乐等方面的各种需求（CNNIC，2016）。与微博不同，WeChat是一个半公共移动平台，主要依靠个人联系和同伴关系。
微博、WeChat、Renren（在中国的Facebook相当）、Douban等都是中国重要的社交网站（SNS），“允许个人在有界系统内建立公共或半公开的个人资料，阐明与他们共享连接的其他用户的列表，并查看和遍历其他连接列表和由他人制作的链接”（Boyd和Ellison，2007年，第211页）。截至2015年底，中国SNS用户达5.3亿人，中国约77.0％的互联网用户使用了SNS（CNNIC，2016）。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历史变迁，社会媒体是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变革催化剂。随着中国传统媒体环境相对有限，中国社交媒体网站已经成为互联网用户获取内容和互动互动的重要门户网站（Lee等，2008）。另外，对于新的城市移民来说，社交媒体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适应城市生活的机会，感受更多的参与，从而改善主观幸福感（Brendleretal.,2013;Vlascaron;icacute;,2012）。鉴于今天中国城市移民的规模和重要性，有必要研究社会媒体对社会融合和主观幸福感的潜在影响。
2.2 社会融合
Adachi（2011）将社会融合定义为文化多样性存在社会团结的一种局面。他进一步解释说，为了社会融合，有不同背景的人们有共同的社会概念（Adachi，2011）。因此，即使不同来源的人也可能具有相同的社会形象，感觉属于同一个社会，遵循共同的社会规则。基本上，社会融合涉及到公民身份的概念，超越了基本的亲属关系，将不同背景的人团结起来，将权利和责任作为政治生活的一部分（Leary，2000）。当社区内有许多不同的群体时，公民身份是将所有人平等无歧视地结合在一起的基本纽带，并赋予人们在文化多元化社会中普遍认同（Feliks，1999）。
社会融合既涉及“积极主动的公民形式和主观归属感，也就是主流社会网络的一部分，并在社区内进行有意义的社会和职业活动”（Nieminenetal.,2012/2013,p.14）。Sen（2000）指出，社会融合观念强调人们参与社会关键活动的方式。社会整合的障碍包括社会耻辱和歧视、移民的精神健康困难、低收入、失业、技术和住房不足（Nieminenetal.,2012/2013）。
此外，研究人员发现，“1）赋予权力和回报对自己生命的控制;2）重建积极的个人和社会认同（包括处理污名和歧视的影响）;3）联系（包括个人和家庭关系以及社会包容的更广泛的方面）;4）对未来的希望和乐观;5）发现生活中的意义和目的”可能对人的心理健康和社会融合有影响（Tewetal.,2011,p.445）。其他研究人员透露，媒体在社会融合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EwartandSnowden,2012）。
社会融合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各个角度来看待。英国文化协会和移民政策小组制定了移民融入政策指数（MIPEX），制定了148项政策指标，以全面了解移民参与社会的机会（Huddleston等，2013）。社会融合也与社会平等、社会流动、社会包容、社会关系、社会参与等其他概念有关。
2.3主观幸福感
福利评估有两个方面：客观福利和主观幸福感（康明斯，1995）。客观维度涉及文化相关领域，而主观维度则涉及到对个人的重视程度加权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换句话说，主观幸福感涉及“对生活的多维度评估，包括生活满意度的认知判断和情绪和情绪的情感评估”（McGillivray和Clarke，2006年，第4页）。因此，主观幸福感可以被理解为个人的心理健康意识（Bradburn，1969）。康明斯（2006）概述了七个生活领域的主观幸福感评估结构：个人生活质量、健康、生活成就、个人关系、安全感，感受社区的一部分和未来的安全。主观幸福感需要直接吸引人们的感受或经验（Chen，2013;McGillivrayandClarke，2006）。
在这项研究中，主观幸福感被认为包括认知和情感因素（如生活满意度和情感平衡）的多维结构（Diener，1984）。生活满意度越高，影响越大，负面影响越小，受益者的意识越强。这种建构不仅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有关，而且与他们的主观需要和社会价值观有关。主观幸福来自真实的生活条件，但不能减少到这些客观的情况。因此，客观和主观因素都可能影响主观幸福感。客观因素包括物质环境，生活事件和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等社会人口统计学等。主观因素包括人的个性、性格、认知、情感、生活目标和文化背景。以前的主观幸福感研究的重大发展是承认客观因素相对较小的功能。相比之下，各种主观因素对生活事件的感知方式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而影响主观幸福感（Dieneretal.,1985）。
2.4社会媒体的使用、社会融合和主观幸福感
研究显示，媒体使用、社会融合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Brendleretal.,2013;Vlascaron;icacute;,2012;Shrumetal.,2005）。根据小组讨论和面对面访谈，Brendler等（2013年）发现，移民的媒体使用、身份发展与社会融合，特别是多元文化实体之间存在着关系。Shrum等人（2005）透露，电视对观众素质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导致他们对生活感到不快乐和不满。同样，其他研究人员发现，电视观众影响物质主义和对生活水平的不满，反过来也有助于对生活的不满感（Sirgyetal.,1998）。
除传统媒体以外，新媒体和互联网也可能对社会融合和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例如，Livingstone（2008）探讨了社交网站上的自我展示如何塑造用户群体的身份和社会地位。Kavanaugh等人（2005）发现，具有桥接关系的沉重的互联网用户有更强的社会参与，更多地利用互联网进行社会目的，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其他人透露，互联网和手机是提升上海、台北、香港生活品质的两大重要媒体，电视排名第三;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渗透率越高，评估信息通信技术在提高生活质量中的作用越是积极（Lee等，2008）。
事实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巨大潜力，就数字融合与社会融合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英国政府资助的数字融合小组介绍了“数字包容性”的概念：使用直接或间接改善弱势群体及其居住地方的生活和生活机会的技术（数字融合小组，2007年）。Facer和Furlong（2001）表明，无法访问或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可能导致社会包含和排除的人之间更广泛的差距。Park（2012）也透露，配备足够数字素养的人才是有效的社会参与的关键。
2.5新城市移民与中国社会变迁
由于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到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加快了中国城镇化进程，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城市移民一直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努力的最重要的推论之一（Jacka，2014）。城市经济的扩张导致中国城市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成千上万的城乡移民，主要是农民，搬到城市填补对城市居民最不吸引的工作（Knight和Gunatilaka，2010）。例如，劳累、低收入和低地位、工作条件差、福利很少的工作（Jacka，2014年）。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一代的城市移民已经形成。所谓的“新城市移民”不仅仅是农民工，还包括城乡移民和大学毕业生（Liu，2011）。他们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的前沿。
然而，许多新的城市移民在社会认同和归属感方面倾向于具有“外在”的心态。是否能够克服障碍以及适应新的环境与他们的社会融合、主观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KnightandGunatilaka，2010）。他们的移民经历可能会导致他们的世界观、身份认同和与他人的关系发生重要的“变化”，反过来这又可以转化为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社会意义和后果的更广泛的社会变革形式（Jacka,2014,p.7）。
以前的研究显示，新媒体可以对人们的社会融合和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Livingstone,2008;Leeetal.,2008）。作为过渡时期中国的一个方面，社会媒体在中国人民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新移民。例如，根据上海调查数据，周（2011）发现，新媒体采用和使用模式各自对个人在分层社会中的社会地位感，特别是其文化层面的独立影响。
毫无疑问，新技术可以作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但重要的是确定这些变化发生的条件和技术发挥的具体作用。本研究旨在了解社会媒体与社会变迁相关的新型城市移民社会融合与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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