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来务工青少年的压力与犯罪:一般压力理论视角下的调查外文翻译资料

 2021-10-26 10:10

英语原文共 23 页

中国外来务工青少年的压力与犯罪:一般压力理论视角下的调查

摘要

人们普遍认为,外来务工青少年比当地的同龄人更容易犯罪,因为他们承受着更多的压力,但很少有研究对中国外来务工青少年的犯罪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以深圳市496名本地青少年和667名外来务工人员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研究外来务工人员身份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以及压力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与当地同龄人相比,外来务工青少年虽然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犯罪水平并不高。两组人在压力下的犯罪途径相似,部分原因是社会控制减弱和同伴关系的增加。本研究的发现挑战了中国主流话语中外来务工与犯罪的联系,并表明与当地青少年相比,外来务工青少年并不一定更离经叛道。

随着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放宽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国内人口流动大幅增加。2012年,估计有2.36亿国内流动人口从户籍所在地转移到经济发达地区,寻找可以生存的工作,是1982年的近36倍(中国国家统计局,2013a)。此外,随着民工涌入城市,中国城市的治安状况不断恶化,犯罪率不断上升。与许多西方外来务工接受国的情况类似(Hagan, Levi, amp; Dinovitzer, 2008),中国主流社会话语倾向于将城市犯罪率上升与国内外来务工人口联系起来(L. Zhang, 2001)。

外来务工青年未能成功避免与中国外来务工犯罪的联系。尽管没有全国性的官方统计数据,但外来务工青年的负面形象被大众媒体广泛描绘和传播。有关外来务工青年犯罪的报告和与非法移徙者有关的法庭案件经常出现在报纸、杂志和互联网上。根据一小组被监禁的样本,外来务工青年的违法犯罪行为往往不成比例地高。例如,根据中国上海某少年看守所提供的统计数据,2006年的一份报告显示,70%的犯罪分子是外来务工人员(上海外来务工人员青少年犯罪率上升,2006)。同样,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白皮书(L. Li, 2014), 2013年《北京周报》的一份简短报告显示,63.5%的少年犯是外来务工人员。

公共媒体对外来务工违法行为的报道已经严重影响了公众舆论。相当多的中国学者想当然地认为,与当地城市青少年相比,外来务工青少年的犯罪行为更为严重,并认为外来务工青少年所经历的应激事件是导致其犯罪的主要原因,而没有进行严格的实证调查(例如,金amp;陈,2011;2012年北京市外来务工违法犯罪问题研究小组)。分析似乎表明,压力观点是解释城市犯罪的理想框架,因为绝大多数移徙青少年都过着边缘化的生活,承受着许多严重和不公正的压力。然而,很少有人彻底调查外来务工青少年是否有高水平的犯罪行为以及他们所经历的压力是否必然影响他们的犯罪行为。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以当地青少年为参照群体,评估外来务工身份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并采用一般压力理论的视角来检验应变-犯罪之间的联系。

一般压力的角度

本研究应用一般压力理论(GST)研究压力与犯罪之间的关系。与传统的张力理论不同,一般压力理论从微观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张力与犯罪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这一理论假定,个人受到他们所经历的压力而犯罪。压力被定义为“他人没有按照个人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对待他或她的关系”(Agnew, 1992, p. 48)。一般压力理论包含各种压力和压力生活事件的来源,压力可分为三大类:阻断积极目标、消除积极刺激和存在氮氧化物刺激(Agnew, 1992)。

不同的压力使得一般压力理论适用于不同的群体,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群体在犯罪方面的差异,包括社会阶层。根据一般压力理论,与高水平的个体相比,低水平的个体更有可能经历犯罪源性压力,从而从事更多的犯罪活动(Agnew, 2006)。有利于犯罪的压力被认为是不公平的,高强度的,与低社会控制有关,并创造了非法处理的愿望(Agnew, 2001, 2006)。

关于压力与犯罪的联系机制,一般压力理论认为压力通过削弱社会控制水平和增加犯罪的社会学习来增加犯罪的可能性(Agnew, 2006)。压力可以减少对重要他人的依恋,减少对传统机构的承诺,减少对传统机构或其他机构的直接控制(Agnew, 2006)。此外,压力可能导致暴露于作为偏差模型的偏差或犯罪个体,强化偏差,传播偏差信念,从而使个体认为犯罪是一种可取的应对策略,并使用偏差措施来应对压力(Agnew, 2006)。实证研究发现,在西方国家,社会控制和犯罪的社会学习对应变-犯罪之间的联系起到干预作用(如bre吉娜,1998;Paternoster amp; Mazerolle, 1994)与中国(如,鲍,哈斯,陈,amp; Pi, 2014;高,黄,于,2014)。

中国外来青少年的压力

外来务工青少年和当地青少年面临一些共同的压力,如家庭经济拮据、学业压力、不利的社区环境和歧视。然而,由于户口制度造成的体制障碍和社会排斥,移徙青少年可能受到严重的压力。该制度自上世纪50年代实施以来,一直要求中国公民在指定地点登记户口。社会资源和公共服务是根据户口所在地和城乡地位的指定来分配的(Chan amp; Buckingham, 2008;索林级,1999)。因此,居住在户口所在地以外的移徙者无法获得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包括在其居住地的正式就业机会、社会福利、公立学校和补贴住房。一般来说,外来青少年所面临的压力是不公正和不应该的,因为这些压力是基于出生所赋予的户口身份以及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

首先,尽管市场经济正在发展,户口在某种程度上仍然限制了中国劳动者的自由职业流动。当地户口仍然是城市中许多体面工作的重要先决条件,而外来务工人员,特别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低或专业技能不高的人,只能从事当地居民拒绝的低端工作(Knight amp; Song, 1995;m·张,2003)。外来务工作为廉价劳动力在非正规部门工作,只能获得较低的工资,而这通常大大低于城市平均收入。2012年,外来务工月平均工资为2290元人民币(合373美元),仅为城市本地外来务工(3897元人民币,合635美元)的58.76%;国家统计局,2013b)。此外,外来务工不属于城市社会救助范围,当地指定贫困线以下的贫困外来务工家庭没有资格在其居住地城市申请最低收入补贴(N. Li, Lin, amp; Wang, 2012;道,2009)。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隔离,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进步,而以湖口为基础的社会救助体系,使外来务工人员处于弱势地位。没有固定工资支出的外来务工青少年与他们的外来务工父母承受着类似的经济压力,可能经常面临经济压力。

第二,外来学生没有纳入城市正规教育体系,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制度性障碍。特别是,这些学生没有资格像当地学生一样免费接受城市公立学校的教育。在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学习,他们必须要么支付昂贵的入学费用,要么从政府部门获得几张证书作为证据(G. Chen amp; Yang, 2010;邝,2004;夏,2006)。那些不能进入公立学校就读的学生就读于较差的私立学校,这些学校的普遍特点是资金有限、基础设施差、教学资源不足和教学质量低(陆源,2007;夏,2006)。此外,根据目前大多数城市的政策,学生被要求上公立高中,参加高中入学考试和大学入学考试户口所在地(夏,2006)。因此,从制度上讲,外来学生不能留在他们的居住地读高中,也不能参加这些考试。这些结构性障碍是一个相当大的挫折来源,根据全国9个城市的一项调查,37.4%的外来学生在中学(九年级)毕业后停止了学业(邹,曲,张,2005)。由于教育在中国被广泛认为是最可行的向上社会流动的手段(Bao amp; Haas, 2009),获得合格的城市公共教育和追求高等教育的障碍极大地限制了外来青少年的生活机会,并对他们造成了相当大的教育压力。

第三,外来务工人员无法获得城市福利住房,而城市福利住房的首要目标是保障当地低收入居民的住房(Yu amp; Cai, 2013)。由于普通商品房价格过高,大多数外来务工倾向于选择城中村的非正规住房,以节省生活成本(L. Zhang, Zhao, amp; Tian, 2003)。这些城中村位于内城和城乡过渡地带,容纳了绝大多数的外来人口(Hsing, 2009),其特点是人口流动性高、环境污染、房屋建设混乱、贫困和犯罪率高(Song, Zenou, amp; Ding, 2008;于彩,2013;l·张,2001)。因此,生活在城中村的流动人口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潜在的风险和危险,并暴露在不正常的环境中。实证研究表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机智犯罪行为明显多于当地社区儿童(Hou, Zou, amp; Li, 2009),这进一步说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生活环境可能比当地儿童更弱势、更危险。

除了上述制度上的歧视,主要是由于外来人口或农村村民与户口族有关的身份认同,外来青年与其他内部流动人口一样,经常受到当地城市居民的歧视(Wong, Chang, amp; He, 2009)。研究人员发现,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受到当地同学的欺负和社会排斥(Lei, 2004),并受到老师的不公平对待(W. Lu, 2006;史,2005)。当地城市居民表示,他们不愿意在自己的社区接受外来儿童。例如,一些城市社区的当地居民不允许外来儿童参与社区活动,也不允许他们使用体育设施和图书馆等公共设施(Q. L. Zhang, Qu, amp; Zou, 2003)。

总之,与当地青少年相比,外来青少年在经济、教育、危险社区和歧视方面承受的压力要大得多。户口制度似乎是阻碍就业的一个因素。根据实证研究,这四种压力被认为是有利于外来务工和当地青少年犯罪的(如Liu amp; Lin, 2007;Moon, Morash, McCluskey, amp; Hwang, 2009),贫困与货币不满(例如,Agnew, 1994;巴伦,2004),《歧视》(例如,Eitle, 2002;Simons, Chen, Stewart, amp; Brody, 2003),以及生活在弱势社区(例如,Hoffmann, 2002;Paternoster amp; Mazerolle, 1994) s显著增加了个人的犯罪行为。因此,从商品及服务税的角度来看,由于外来务工青少年与当地同龄人相比,更有可能经历由制度封锁和社会排斥造成的犯罪源性压力,因此,普遍认为与本地青少年相比,外来务工青少年更容易犯罪的说法在理论上是合理的。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调查了中国外来务工与犯罪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即外来务工青年由于面临更多的压力,更容易与当地同龄人发生犯罪。首先,比较外来务工群体和当地群体的压力程度和犯罪水平,以评估外来务工状况对压力程度和犯罪的影响。其次,在外来务工和当地群体中研究了压力对犯罪的影响,以确定每种压力的犯罪源效应。研究人员比较了这些措施的效果,以确定哪些青少年更有可能采取违法行为来应对压力。最后,我们通过研究社会控制和同伴关系对两组青少年犯罪的中介作用,研究了压力对两组青少年犯罪的影响过程。压力对犯罪的影响被假设为部分通过减少社会控制和促进与离经叛道的同龄人的关系。

方法

本研究经香港城市大学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对中国南方城市深圳1163名中学生的调查。深圳与中国其他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人口构成上有着相似的发展历史。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深圳和其他主要城市一样,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增长。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1.96亿元人民币(合3200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958亿元人民币(合1580美元),过去30年年均增长25.3%(深圳统计局,2011)。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就业机会涌向发达城市寻求更好的生活和工作。因为延迟户籍制度改革后,大多数外来务工无法在这些城市登记户口。2011年,深圳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外来务工人员占总人口的74.41%(深圳市统计局,2011)。鉴于中国大城市的发展轨迹相似,深圳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大城市的代表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本次调查采用分层两阶段整群抽样设计。根据深圳注册学校的名单,这些学校被分为两类(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每个阶层随机抽取两所中学,共有四所普通公立和私立学校参与研究。每个学校从七年级和八年级随机抽取四个班级。在常规课堂上进行自我管理问卷调查。受访者被告知调查的目的、自愿参与、调查的机密性和匿名性,均以父母或监护人同意书和调查网站的形式提供。

回复率相当高(96.51%),1163名青少年提供了有效和有用的问卷。在调查对象中,496名(42.65%)是有深圳户口的本地青少年,667名(57.35%)是没有深圳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是合理的。两个子样本的性别分布相对均匀,分别为54.63%的本地男学生和58.17%的外来男青少年。本地组别的平均年龄为13.54岁,而外来人士的平均年龄稍大,为14.05岁。大部分本地青年(74.80%)就读于公立学校,而大部分外地学生(83.21%)就读于私立学校。在本地群体中,父母受教育程度以高中为最高(分别为35.69%和34.68%),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最高(分别为39.88%和46.63%)。

测量

多项目量表用于测量每个特定的压力(经济压力、教育压力、危险社区和歧视)、社会控制、不良同伴关系和不良行为。这些项目被求和以测量每个被测变量。

经济压力采用五项量表进行测量,该量表是根据Moon, Hwang, and McCluskey(2008)和Prochnow and DeFronzo(1997)使用的量表改编而成。样本项目包括“与一般中国家庭相比,你的家庭收入状况如何?”(1 =远高于此“你对你的家庭收入状况满意吗?”(1 =非常满意,2 =满意,3 =不满意,4 =完全不满意),“我的家庭没有足够的钱来支持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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