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贫困的时空格局及精准扶贫战略外文翻译资料

 2022-04-26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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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贫困的时空格局及精准扶贫战略

摘要：贫困问题是所有国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要面临的挑战。推进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全人类不断追求的理想。尽管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扶贫进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农村的贫困程度依然很高。充分认识中国贫困的根源和现状，建立科学的扶贫体系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本研究基于高质量贫困数据，系统性地研究了中国农村贫困的现状和空间分布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偏远的高山地区，边远地区和中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并逐渐向西南方向聚集。“孤岛效应”可能会在未来的中国贫困地区出现。在“胡焕庸线”西北部和东南部贫困人口比例分别为16.4％和83.6％，这一情况表明农村贫困人口分布不均。此外，进一步调查表明，患病是造成当前中国农村个人或暂时性贫困的最大原因。匮乏的自然资源，贫瘠的地理条件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是存在于持续性贫困背后的主要原因。最终，我们提出在中国实施科学的，有区别的，可持续的，有针对性和面向问题的扶贫战略。按计划，到202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可以摆脱贫困。

关键词：农村贫困状况的时空格局、有针对性的扶贫、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农村转型发展、中国

  1. 引言

贫穷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缩小城乡差距，消除极端贫困和实现共同繁荣，是全类不断追求的理想。贫穷最初被认为是一种经济现象，即个人或家庭的收入不能达到社会基本生活水平的情况。史密斯（1776）将贫困定义为“无法购买社会活动或习俗所需的必需品”。在20世纪初期，贫困被定义为“收入不足以获得维持最低物理效率的必需品”。Townsend（1979）将贫困定义为“缺乏参与社会活动，习俗和饮食所必需的资源”。世界银行（1981）还将贫困定义为一些缺乏机会，没有足够资源购买食物，过体面的生活条件和极少参与社会大众活动的群体。贫穷的定义后来被简化为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标准的能力（世界银行，1990年）。著名经济学家Amartya Sen将贫困定义为“在商品，收入和资源方面，就一个人所能承受的相对剥夺而言的绝对剥夺”。“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贫困是一个多维现象，这些现象包括缺乏机会，缺乏权力，缺乏安全，营养不良和健康状况不佳。随着研究的深入，不难发现贫困不仅具有经济因素短缺的内核，而且还包括错失机会，缺乏社会服务和其他社会服务以及其他社会剥夺的外在表现。

许多经典的贫穷或反贫困理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来的。发展经济学被一般认为对反贫困理论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学科。从资本要素开始，它强调资本投入不足是长期贫困的根源，并且主张大规模投资有助于减少贫困。代表性理论包括贫穷恶性循环，低层平衡陷阱，关键性的努力，通函和累积因果关系以及多维贫困。新制度经济学将贫困问题与制度或体制联系起来，认为制度是经济表现的决定因素，而有效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反之亦然。制度经济学中的经典贫困理论是产权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人口是反贫困努力的对象。一些研究人员从人口质量和数量的角度提出了反贫困理论，如二元经济学，马尔萨斯人口增长理论和人力资本。这些相关理论为决策和随后的贫困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贫困人口的衡量指标已从单一的收入/消费演变为收入，教育，健康，营养，资源，环境和地点等多维因素。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拥有农村贫困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贫穷的各种类型和复杂的原因以及反贫困的艰巨任务，中国的贫困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大多数已发表的研究集中在贫困线，贫困类型，贫困的原因，反贫困目标，贫困脆弱性，多维贫困测量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扶贫效果。这些研究为指导制定反贫困战略和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从而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的扶贫。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仍然较多。我们几乎不知道这些人口是如何分布的，同时也不知道贫困的主要原因。换句话说，目前对于中国的贫困现状、贫困的发生和持续存在的机制知之甚少。因此，了解中国当前剩余的农村贫困人口的空间特征并调查贫困的主要原因十分重要，而充分了解贫困现状和成因，建立科学的扶贫体系，是缩小城乡差距，完全消除贫困的先决条件。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首先探讨中国农村贫困的现状和驱动机制，并提出针对相应的问题的扶贫策略。并且，这些研究结果将为今后中国进一步的针对性的扶贫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指导和科学依据。

  1. 数据和方法

2.1数据来源

本研究充分利用中国不同空间尺度的贫困人口比例或贫困数据。基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0-2015），中国扶贫开发年鉴（2010-2015）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5-2014）收集了2006年，2012年和2014年14个特别困难的持续性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比例数据。1978年和2014年的省级贫困数据来源于先前的一项研究和“2015年中国扶贫开发年鉴”。县农村贫困人口数据来自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http://cpadis.cpad.gov.cn/cpad/）。

2.2空间自相关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是一组旨在描述并可视化空间分布，探测全球和局部空间关联模式技术，并且该技术揭示了空间体系或其他形式的空间异质性。 以上这些方法提供了针对全球和局部空间自相关的测量方式。

2.2.1全球空间自相关

全球空间自相关统计方法被用来衡量相邻观测值之间的相关性，并找出相邻地区间的空间聚类模式和水平。 莫兰指数（Moran#39;s I）统计量是全球空间自相关最常用的测量方式，其公式如下：

其中n是县级单位的数量，xi和xj是县i和j之间的变量值，x是x的平均值，

w ij是二元空间权重矩阵W的元素，例如w ij = 1如果县和我共享一个边界，否则为零。 S是一个缩放因子，等于W中所有元素的和。

当I的值大于期望值E[I] = -1/(n-1)的I值表示空间正相关，反之亦然。根据Z值{ Z(I) = [I-E(I)] / [VAR(I) 1/2] }，可以对原假设H 0进行显著性检验; 如果H0为真，则Z(I)遵循正态分布。 假设a为显着性水平，区域之间的值显示出显著的正相关（Z(I)gt; Z），负相关（Z(I)lt;-Z ）亦或是无显著相关性（-Z lt;Z (I)lt;Z ）。而通过Z指数的聚类比用户莫兰指数的更加明显。当Z分数大于1.96（a = 0.05）时，表明聚类的可能性不到5％。

2.2.2局部空间自相关

全球空间自相关测量检测出研究区域的平均空间依赖性，但只有在研究区域空间相关性相对一致时才有用。如果潜在的空间过程不固定，全球性的测量方式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而空间关联的局部指标（LISA）则因此而产生，以确定研究区域内的位置，空间依赖性和相对量级。 由全球莫兰指数分化而产生的LISA可以用作重要局部空间聚类的指标。 用于观察i的局部莫兰统计量的公式如下：

其中观测值z i和z j偏离平均值，并且在j上的总和仅包括相邻值jj i。为了便于解释，权重w ij可以以行标准化形式表示。

  1. 结果和分析

3.1中国农村的区域性贫困

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中国存在特别困难的持续性贫困地区（CPAPD）。根据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一般预算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中国中央政府在考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条件的基础上，2011年划定了14个CPAPD（国家统计局，2011） 图1显示了2006年，2012年和2014年14个CAPAD贫困发生率的变化。如果采用2011年建立的2300元新贫困标准，除罗霄山地区外，2006年全部14个CPAPD的贫困人口比率均超过50％。2012年，只有12个CAPAD的贫困人口比率高于20％。而到2014年，14个CAPAD的贫困人口比例大部分缩减到不到20％。然而，四川，云南，甘肃，青海，乌蒙山地区和西藏地区藏族聚居地的贫困发生率仍然较高。

表1提供了2011年至2014年中国14个CPAPD低于国家贫困线的人口数据（以下称为农村贫困人口）。14个CPAPD中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11年2676元人民币（387美元）至2013年5583元人民币（808美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829元（1432美元）（CPAD，2015）。农村贫困人口的总人数从2011年的6035万人减少到2014年的3518万人。2011年至2014年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的三区农村贫困人口跌幅最大，下降58.8％，其次是六盘山和秦巴山区。相反，西藏农村贫困人口从2011年的52万增加到2014年的61万。截至2014年底，14个农村贫困人口在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中的比例约为50.14 ％。此外，三个CPAPD（即云南—贵州—广西石漠化地区，秦巴山地区和乌蒙山地区）农村贫困人口仍然超过400万。

图1：中国14个CPAPD在2006年，2012年和2014年的贫困人口比例。注：2006年，每个CPAPD的贫困人口比率基于全国新的贫困线（2300元）。标记为1-14的横轴表示14个CAPAD。 1表示新疆喀什，和田，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2表示吕梁山地区，3表示西藏地区，4表示燕山山—太行山地区，5表示六盘山地区，6表示云南，贵州和广西的石漠化地区，7表示乌蒙山地区，8表示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的藏族聚居地，9表示云南西部山地边界，10表示武陵山地区，11表示罗霄山地区，12表示秦巴山地区，13表示大兴安岭以南，14表示大别山地区。

表1
在2011年至2014年的14个CPAPD中，低于国家贫困线的人数单位：104人。

序号 CAPAD 2011 2014 变化率△C(%)

1 新疆南部三区 240 99 -58.8

2 吕梁山地区 104 67 -35.6

3 西藏地区 52 61 17.3
4 燕山—太行山地区 223 150 -32.7
5 六盘山地区 642 349 -45.6
6 云南—贵州—广西石漠化地区 816 488 40.2
7 乌蒙山地区 765 442 -42.2
8 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藏族聚居地 179 103 -42.5
9 滇西山地边缘地区 424 240 -43.4
10 武陵山10个地区 793 475 -40.1
11 罗霄山11个地区 206 134 -35.0
12 秦巴山12区 815 444 -45.5
13 大兴安岭南部 129 74 -42.6
14 大别山地区 647 392 -39.4
总计 6035 3518 -41.7

注：数据来源于2015年中国扶贫开发年鉴（CPAD，2015）。

CAPAD处于生态脆弱地区，在那里生存条件差，自然灾害频发，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落后，社会结构特殊。同时还具有较大的土地面积（不包括因黄土地形而耕作受限的吕梁山地区），扶贫工作困难重重，被列为中国最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拥有大多数国家指定的贫困县和主要救济对象，也是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农村贫困人口最多的区域。因此，传统的扶贫措施和支持性投入很难将处于CAPAD的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明确指CAPAD为扶贫开发工作的主战场。

3.2中国农村贫困的时空格局

图2显示了1978年至2014年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时空分布格局。由图可知，农村贫困人口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集中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具体而言，1978年，四川省农村贫困人口最多（2573万），其次是河南（2550万），云南（1820万），安徽（1674万）和陕西（1544万）。东部沿海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相对少于中西部地区。至2014年，农村贫困人口最多的六个省份是贵州，云南，河南，广西，湖南和四川。显然，越来越多的农村贫困人口逐渐聚集在西部地区，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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