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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环境结果和流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一种非线性方法
摘要
我们通过Tobinrsquo;s q这一指标，来检测环境绩效的结果和过程在财务绩效方面所起的作用。其中结果指的是公司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而流程则是指公司为了减少这些结果而采取的行动。我们关注一个特定的结果数据——碳排放，并假设它非线性地影响Tobinrsquo;s q。我们发现，当碳排放的绩效不高也不低，处于中级时，企业的财务绩效最高，同时我们也发现了，环境流程可以通过改善利益相关者管理来增强公司的财务绩效来降低这种关系。这种混杂的情况表明，虽然企业通常不会在内部将碳绩效不佳的成本内部化，但是在环境结果和流程上都做的更好的企业可以获得净财务收益。这些发现机遇碳密集型企业的样本，这些样本数据来源于2007年值2013年企业通过碳披露项目披露的其温室气体（GHG）的排放量。
关键词：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化；环境管理；财务绩效；Tobinrsquo;s q
1.介绍
尽管进行了25年的深入研究，但公司的环境与财务绩效之间的联系仍然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并且在经济和管理领域都存在争议。从Porter (1991) ，Jaggi和Freedmun(1992) 以及Blacconiere和Patten (1991)的早期工作到Margolis和Walsh (2003)进行的荟萃分析研究，orlitzsky等(2003年) ，以及最近的Horvaacute;thovaacute; (2010年 )和Albertini (2013年) ,学者们提出了先进的理论论据来支持或拒绝“必须须付出绿色代价”的假设。
现有的研究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果，表明抵消环境污染的公司行动可能会奏效(例如Christmann, 2004; Hart and Ahuja, 1996; Konar 和 Cohen, 2001; Russo 和 Fouts, 1997; Wag ner 2010)，环境和财务绩效呈现负相关(Blacconiere 和 Patten, 1994; Cordeiro 和 Sarkis, 1997; Walley 和 Whitehead, 1994)，变量之间没有显著关系(King和Lenox, 2002)，并且因果关系尚且不清楚(Margolis and Walsh, 2003)。同样，尽管各个研究结果的差异很大，大多数荟萃分析都发现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呈现正相关，但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较弱。
这一缺乏结论性的结果，导致许多学者将研究问题重新表述为何时以及如何为“绿色付出”，并着眼于推动这种关系并允许企业往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努力(Ambec and Lanoie, 2008; Orsato, 2006)。此外，一些学者强调有必要澄清所分析的焦点结构的可信度与有效度（Walls et a等, 2011）。
企业解决环境问题的举措(例如，环境管理系统或清洁技术)。环境成果反映了公司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碳排放，污染和废物)。Delmas等认为”即使公司可能在报告，治理和利用环境绩效系统方面表现出色，但是仍会排放大量污染物。”(2013: 263) 。原因是，企业的工作效率可能比较低;对环境实践的投资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产生效益;甚至企业只是出于象征性目的行事来影响市场，而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环境改善(Bansal和Clelland,2004)。
由于气候变化和碳管理已成为企业战略的重要决定因素，并且他们具有通过监管手段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来影响利润的潜力，因此我们专注于特定的结果，即碳排放(HowardGrenville等，2014; Reid和Toffel， 2009) 。与其他成果或总体上的环境绩效相比，尽管最近的研究已经开始澄清碳排放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的研究相对落后(例如，Busch和Hoffman, 2011年; Hatakeda等， 2012年; 岩田和冈田，2011年) ，通过使用非线性方法，我们通过假设和测试碳排放与环境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来确定公司的财务绩效，从而为这一新兴文献做出了贡献。
在研究环境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时，许多学者反驳了线性的主要假设(Brammer和Millington，2008; Marcus 和Fremeth，2009; Wagner等，2002 )。Barnett和Salomon (2012) 提供了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呈U形关系的证据，表明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关系改善得到的益处，尽管对企业而言，参与对社会和环境负责的做法，最初是昂贵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成本得到了回报和抵消。
关于碳排放，Tatsuo (2010) ，Hatakeda等人(2012年) 和藤井等(2013年)在日本制造企业的背景下检验了U型关系。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考虑结果和过程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因变量(例如ROA或ROS) 使用的会计指标。在本文中，我们通过Tobinrsquo;s q来衡量财务绩效，该指标结合了改善环境成果和流程的预期长期利益，反映了公司的未来收益流。Busch和Hoffmann (2011) 研究了碳排放与环境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并未包括非线性效应。据我们所知，Tobinrsquo;s q尚未用于估算碳排放量与财务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为了检验我们的假设，我们研究了127家从事碳密集型行业(能源，材料，工业和公用事业企业)的全球公司的样本，并通过2007年至2013年间的碳披露项目(CDP) 报告了其温室气体(GHG)排放量。本文的结构如下：在第2节中，我们回顾了现有的文献并延伸发展了我们的假设。在第3节中，我们介绍我们使用的数据，描述的方法，并讨论结果。我们在第4节中总结结论。
2.假设发展
2.1.环境绩效:过程与结果
利益相关者理论(Donaldson和Preston，1995; Freeman，1984) 经常被用来解释公司在环境问题上的财务绩效差异(例如，Delmas和Toffel, 2008; Wagner, 2011) 。几位学者指出，这是因为其中存在利益相关者倾向于青睐更符合他们期望的公司的关系。例如，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往往会增加客户的信任度(Castaldo等，2009) ;负责任的消费者愿意为能够可持续更久的产品付出高价(Brown and Dacin，1997) ;具有环境和社会意识的公司吸引和激励员工(Branmer等，2007) ;政策制定者可以降低对负责任的公司的监管力度，立法要求或财政压力(Hillman和Keim，2001年) ;可持续发展的公司可以吸引金融投资者(Doh等，2010)。公司期望中能够获得的收益取决于对利益相关者做出反应和影响的能力(Barnett2007)。一方面，对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可以提供重要的资源，从而抵消采取环境措施产生的成本(Brammer和Millington, 2008年)。另一方面，对于缺乏与利益相关者建立有价值联系的能力的公司而言，计划的成本可能会高于收益，从而降低财务绩效。
然而更为复杂的是，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环境绩效的不同方面的反应不同。最近的研究结论中突出了环境过程和结果度量之间的差异( Busch和Hoffmann, 2011; Delmas等,2013)。这些结论是对经验研究的产物，这些经验研究“经常模糊了环境管理与环境绩效之间的界线”(Walls等人，2011: 74) ，例如，通过排放污染物代替企业的环境管理策略,或者采用环境管理系统作为排放污染物的替代品。类似的研究在方法上是需要质疑的，因为正如Delmas等人所述(2013) 的评论，“企业在环境过程中采取的措施表明了企业为减轻对环境的影响而进行的投资。尽管这些过程措施具有改善成果绩效的潜力，但不能保证这种改善一定会实现。”(258)
尽管在过程和结果度量之间建立了理论上的区别，但是在这些方面对公司财务绩效的影响方面尚无共识。Delmas等 (2013年)确定公司财务绩效与过程指标呈正相关，与结果指标呈线性关系。Busch和Hoffmann (2011) 提出结论表示，更好的环境结果，线性地，积极地转化为卓越的财务绩效，而环境过程调节了这种关系，因此，当环境结果较差时，这些过程会提高财务绩效，而当环境结果较好时，则会降低财务绩效。但是，他们的数据不支持预期的审核。
在检查环境结果时，必须考虑到可能存在多种类型，例如空气排放，水排放，废物，资源消耗以及这些行为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每种类型都会以不同的符号或强度影响财务绩效。岩田和冈田认为:“每个环境问题都有不同的特征，例如污染范围(例如局部或全球)，造成损害的时间长短，损害的严重程度，确定污染者的设施，法规和国际法规的存在，以及条约等。这些不同的特征表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可能会强调不同的环境问题”(2011: 1692) 。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对不同环境问题的敏感程度以及公司提供响应的能力可能以不同方式影响财务绩效，从而导致结果的不一致。因此，我们分离了单个环境结果。继Busch和Hoffmann (2011) 之后，我们重点研究碳排放量，该量度反映了企业对气候变化的贡献，这是对企业，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而言息息相关的问题。气候变化已成为公司的战略问题，碳绩效是利益相关者收集的最相关的非财务的信息之一(Eccles等，2011) 。
2.2.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的非线性影响
Wagner等人( 2001年和2002年)，提出了环境与财务绩效之间非线性关系的观点。他们认为“企业的经济绩效不必是单向的，而是可以从正变为负，反之亦然。”(2001: 99)他们也表示:“环境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钟形(即倒U形)曲线表示。”(2001:99) Brammer和Millington (2008) 提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更加清晰的框架，并介绍了两个基于非线性关系的描述性模型。其中之一是，良好的社会绩效所带来的积极的财务回报会减少，最终会降低收益。这表明社会和经济绩效之间呈倒U型关系。在另一种模型中，他们将较高的财务绩效与极高或极低的社会绩效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呈U形曲线。随后，Barnett 和Salomon (2012) 发现了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呈U型关系的证据。尤其是他们观察到，收益在公司社会绩效的各个范围内各不相同，因此，当影响利益相关者的能力不断累积时，所产生的收益将达到平衡，然后超过企业为承担社会责任采取的措施的成本。
针对日本公司或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最近有关环境和财务绩效的研究也测试了这些曲线关系，并使用碳排放量作为环境成果的衡量标准。Tatsuo (2010)调查了三个行业(化工，食品和电气设备)中的制造公司样本，确定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与ROA之间呈倒型关系。换句话说，“为增加环境绩效的做出的努力将带来经济利益，但最终改善环境绩效会推高经济成本，这意味着这两种绩效将不再共存。”(219) Hatakeda等(2012年)调查了温室气体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考虑了可能影响减少碳排放的收益的各种因素，例如市场竞争或不确定性。他们发现环境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并认为边际收益与减排成本之间的差异在各个公司之间是不同的。最后，藤井等(2013年) 解决了以二氧化碳衡量的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他们确定了环境绩效对ROA的正线性影响和与ROS的正二次关系，认为环境绩效通过ROS影响ROA。在解释这种关系时，他们建议企业通过提高能源效率来改善整体经济绩效。
总之，人们对金融绩效与碳排放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越来越感兴趣。学者们检验了正二次函数和负二次函数。但是，即使Tobinrsquo;s q广泛用于研究环境绩效对公司经济成果的影响(King和Lenox， 2002; Konar和Cohen, 2001 ;Wagner, 2011)，没有一个人使用Tobinrsquo;s q作为因变量。Tobinrsquo;s q预测股票市场预期的未来公司现金流量将超过公司资产账面价值中已经存在的价值(Kor和Mahoney, 2005年)。这样，它捕获了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公司投资的预期长期利益(例如，声誉提高或监管风险降低)。因此，使用Tobinrsquo;s q来研究碳排放量与财务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可以覆盖未在ROA或ROE等短期会计指标中立即反映的成本和收益。
2.3.碳性能对Tobinrsquo;s q的影响
解决气候变化需要采取一些行动，例如引入创新以提高生产过程的能效，向低碳能源技术的转变，或实施诸如排放信用的补偿措施(Busch和Hoffmann, 2007年; Kolk和Pinkse, 2005年)。如果不能实现经济利益，这些措施会占用资源并带来对公司财务业绩产生负面影响的投资。在这方面，重要的点是要注意，碳排放不会直接让那些未将这些排放内部化的监管制度下的公司产生成本。尽管在一些州和地区实施了各种碳交易计划和碳税，但是从碳的市场价格等角度衡量，碳排放的内部成本似乎非常低(The Economist, 2013) 。
因此，碳绩效不佳(高排放量)的公司可以胜过那些进行了昂贵投资并进行创新以减少碳足迹的竞争对手。除了监管干预措施外，绩效不佳的公司的较高成本的唯一源头是声誉或合法性损失，这可能会导致较高的成本或者较低的收入。对于一些公司，尤其是对于那些受到公众监督的知名度很高的公司，尽管此类损失可能很大，但这些损失将大大低于因缺乏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而节省的成本。因此，我们预测低碳绩效将与较高的Tobinrsquo;s q有关，或者通常与更好的财务绩效相关。
当一家公司通过高碳效率的投资和干预措施来改善其碳绩效时，其成本就会增加，而竞争对手仍会从避免支出中获得收益。对于前者而言，初始成本可能很高，因为企业必须获得新的能力和技术(Marcus和Fremeth, 2009) 。同时，碳绩效仍然太低，相关的利益相关者都没有注意到碳绩效的影响。Branmer 和 Millington 指出，“对社会绩效进行适度投资的公司既不会节省替代投资的资源，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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