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对大学生职业认同感的影响
原文作者 Ana C. Berriacute;os-Allison
单位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摘要 通过研究其家庭的情感氛围和对职业选择有促进作用的认同控制程序，我们分析了232名受测大学生的职业认同状况。多变量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的家庭分化结构、家庭对家庭联系或家庭分隔的耐受度都会造成受测者职业认同感在定向型、早闭型、未定型、迷失型四类型之间的显著差异。除此之外，这项研究为职业征询辅导提供了依据，使那些正纠结于职业选择种种问题的青少年能够获得不仅符合其选择本质且恰当考虑到这一选择过程中家庭动力的职业咨询辅导。
关键词 职业征询；家庭影响；职业认同感；决策；大学生
已有的对青春期晚期青少年在自我认同及职业发展中依赖与分离的个体化过程研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些研究（Moore，1987）强调了分离的重要性。最新进的研究者已开始探索联系——特别是稳定的依附关系（Benson, Harris, amp; Rogers, 1992; Lapsley, Rice,amp; FitzGerald, 1990）在培养健全的自我认同感及形成正常的职业发展的重要性。持家庭系统论的学者认为一个在联系与分隔的平衡上处理得当的家庭最能够促进个体自我认同感的形（Bartle-Haring, 1997）。据此，社会科学家在健全认同感的形成研究中已开始融合这两种理论。
目前的研究从家庭系统的角度入手考察不同水平的联系与分隔对大学生职业认同感状态的影响。在这一角度上探讨家庭分化能够加深我们对家庭情感系统的理解。成员间界限合理的家庭中，成员间营造的情感氛围能够让大学生在和父母就自己的职业选择进行沟通交流时感到较轻松，与此同时拥有决定的自主权。而在成员间界限较不合理的家庭里，大学生可能会遭受认同感迷失，在此状态下他们为了满足父母的期望而避免进行职业选择或者不经其他尝试就跟定一种职业。后一种情形下主体对职业选择的回避可能起到了通过避免结构性变化而维系原有家庭系统平衡的功能。家长在孩子职业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因为从社会支持角度讲，家长对孩子的职业选择影响最大（Blustein, Walbridge, Friedlander amp;
Palladino, 1991; Kinnier, Brigman, amp; Noble, 1990; Orsquo;Brien, 1996; Penick amp;
Jepsen, 1992）。
Kerpelman，Pitmann和Lamke （1997）都主张对不同理论进行融合，比如将符号互动理论即传统的依附理论与认同控制理论结合以明确认同标准的渊源。为了将家庭系统范式和个体发展模式联系起来，我们认定分化合理的家庭能够平衡联系与分隔，由此更可能形成清晰的认同标准和家庭成员间健康的反馈交互机制。目前的研究为了深入探究上述的观点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分化合理的家庭中的大学生较分化不合理家庭的大学生相比，是否更容易接受家长的反馈？第二，家庭分化程度与大学生职业认同感状况间存在怎样的联系？
认同控制、职业认同感状况、家庭分化这三个体系为我们厘清家庭分化与认同控制间如何相互作用提供了渠道。认同控制理论（Kerpelman et al., 1997）认为个体会以内在要素如自我认识、认同标准、比较器和涉及社会行为与人际反馈的人际关系为参照来衡量自己的身份。当在人际反馈（在社会背景下对某一个体的理解）过程中主体发现自我认识与认同标准（以特定身份为内容的自我定义）间出现不一致时，就会启动以上的程序。为了达到或修改这些标准，认知行为会直接对自我认识施加影响，或者社会行为会改变人际间情况从而导致新社会回馈的产生。例如，一个学生已经决定了将经商作为主业（认同标准）。但其家长却不同意，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学生不擅长数学（人际反馈）。这位学生对这个反馈信息进行处理（自我认识）并开始怀疑自己的这个决定（比较器）。在意识到不一致时，他或她可能会去参加数学辅导以得到来自父母的新的反馈。或者他或她会坚持认定自己无需质疑这一选择，因为自己能够掌握数学，只不过需要更好地规划时间而已（认知行为）。
职业认同感状态是如下定义的：它是以青少年在进行作为自我统合特定一方面表现的职业选择过程中全部的探索与投入经历为基础的认同结果。Erikson（1963）称青少年将在人生三个领域中面临巩固自我认同感的任务：职业、人际关系和意识形态世界观。与此相似，Marcia（1966）把Erikson的认同困惑阶段可操作化为四个认同结果。定向型职业认同感意味着学生在尝试了不同的职业后终于对某一职业产生认同。早闭型职业认同感则指学生未经尝试过程就选定了某一专业或职业。未定型职业认同感是指那些热衷于尝试不同职业但迟迟不能确定认同对象的学生。迷失型职业认同感意味着学生既没有进行从业尝试，也没有确定一个固定的认同对象。目前的研究以青春期晚期的青少年和大学生为主，因为普遍认为虽然他们相相比于年龄更小的青少年而言似乎已经快要解决青春期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发展挑战，但实际上他们同样在为此挣扎不休。
最后，家庭分化的定义为：一种涉及使家庭成员在其本源家庭范围内维持情感上联系与分离间动态平衡的各种距离管控形式的家庭系统（Anderson amp; Sabatelli, 1992）。
家庭分化合理可以使家庭成员在与年龄相适应的对于亲密（联系）和独立（分离）耐受状况间的平衡前提下界定相互间的界限。（Anderson amp; Sabatelli, 1992）这类家庭成员间界限分明，不存在代间联盟关系，拥有民主的氛围，坦诚的沟通方式，并且能够较好的处理冲突。这种家庭里的家长能够为孩子提供支持，并鼓励其独立（Bartle-Haring, 1997; Blustein et al., 1991; Fulliwinder- Bush amp; Jacobvitz, 1993; Kinnier et al., 1990; Palladino-Schultheiss amp; Blustein, 1994; Perosa, Perosa, amp; Tam, 1996）。据此可以假定这些家庭中孩子属于定向型职业认同。
来自相互干涉过度的家庭的大学生较依赖于家长的帮助（Benson et al., 1992; Palladino-Schultheiss amp; Blustein, 1994; Perosa et al., 1996）。这类大学生为了取悦父母而陷入早闭型职业认同感中。
来自疏离型家庭的大学生可能经历抗拒感和不安全感，但仍旧为实现自我管理而不断努力（Campbell, Adams, amp; Dobson, 1984; Frank, Pirsch, amp; Wright, 1990; Perosa et al., 1996）。这类大学生在职业尝试阶段为了具备择业方面的自主能力可能表现为不定型职业认同状态。
分化不合理家庭的大学生在职业尝试与形成职业认同方面会产生困难。这类家庭缺乏明确的成员间界限，也不允许晚辈表达观点（Bosma amp; Gerrits, 1985; Fulliwinder-Bush amp; Jacobvitz, 1993; Penick amp; Jepsen, 1992; Perosa et al., 1996）。相应的假设认为这类大学生会产生迷失型职业认同状况。
概言之，从目前的文献综述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假设：
1. 来自对联系与分离耐受度较高的家庭的大学生倾向于在定向型职业认同感状况方面得分较高。
2. 如果家庭对于联系耐受度高而对分离耐受度低，那么来自这种家庭的大学生倾向于在早闭型认同感上得分较高。
3. 如果家庭对分离耐受度高而对联系耐受度低，那么来自这类家庭的大学生倾向于在不定型认同感上得分较高。
4. 如果家庭对分离和联系的耐受度都低，来自这类家庭的大学生倾向于在迷失型认同感上得分较高。
为进一步研究家庭分化、认同控制理论以及大学生职业认同感三者间的相互关系，性别差异也作为一个变量进行考量。这一变量设置的原因在于，对家长的依赖对于女性职业发展过程的影响力大于男性这一结论相关的调查结果缺乏说服力（Blustein et al., 1991; Campbell, Adams, amp; Dobson, 1984; Perosa et al., 1996）。最后，由于家庭纽带在不同族群中与职业选择过程都存在着联系（Lucas, 1997），族群差异也列为考察变量之一。
研究方法
受测对象
受测者是来自中西部一所大学的232名学生。这些志愿受测的学生都参加了学校第一学年必修课和专为高年级学生设置的职业探索选修课。将大一新生（占受测者总数75%）列入调查是因为大学的经历以及同家庭的分离过程会激发其认同感的形成。剩余的高年级学生（占受测者总数25%）则不同，他们可能已经进入了认同感形成的过程中。调查确保所有受测学生的个人信息均匿名，且不会影响其课程出勤率与期末成绩。接近81%的受测者年龄介于18~19岁间，其余20%年龄为20岁或以上。66%受测者为女性。在族群构成上，受测者包括了70%白人，13%非裔美国人及6%拉丁裔美国人。家庭类型方面，66%受测者来自完整的家庭，10%来自重组家庭，10%来自单亲家庭，另3%为父母的养子女或父母双方未婚同居。半数受测者都已经确定了专业。未确定专业的大一新生占7%，参加高级课程的学生13%，接受预备教育的17%，文理学科专业生25%，商科专业生21%，参加少数辅导项目的医学预科生17%。几乎70%受测者为住校生，另有12.5%跑校生。我们为受测者提供了现金奖励以提高调查的回复率。
测量方法
家庭干预度量表（FIS）（Gavazzi amp; Sabatelli, 1990）是一套用来测量家长试图对孩子生活进行干预的程度的13项测试量表。我们使用了5级李克特量表来表示受测者的认同级别，包括1分（从未）到5分（经常）。总分低代表家庭干预程度低，总分高则意味着家庭对个体化有较高耐受度。鉴于该量表在以前的调查中表现出的结构效度，它已预示了青少年个人调整方面的多项指标，例如心理依赖和家庭冲突（Gavazzi, Anderson, amp; Sabatelli, 1993; Gavazzi amp; Sabatelli, 1990）。据本次调查记录，其信度水平克伦巴赫alpha;系数为.88。
家庭社会支持感知度量表（PSS-FA）（Procidano amp; Heller, 1983）为一套3级20项量表，用于测量青少年对于家庭支持的感知程度。总分高代表对亲密关系的耐受度较高。PSS-FA量表在本次调查中的信度水平库德理查森信度系数为.70.。通过将PSS-FA量表同一系列精神病理学及社会背景特征相关联而得出了它的聚合系数。大部分情况下聚合系数值在p lt; .05 时都介于.1~.05之间（Gavazzi et al., 1993）。此外，为了测量200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所定义的不同种家居模式，受测者被要求报告其在完成FIS和PSS-FA量表测试后心里所想到的家庭成员。其选项可以是下列人选中的一个或多个：生母，养母，或继母/继父的另一半；生父，养父，继父/继母的另一半；年长于自己的兄弟姐妹或继兄弟姐妹，其他兄弟姐妹或继兄弟姐妹；其他近亲属或远亲；其他我认为能够作为家庭组成成员的人。
职业认同感量表（OIS）（Melgosa, 1987）为测量职业认同感状况的28项量表。我们采用5级利克特量表表示受测者认同级别，从1分（极度不同意）到5分（极度同意）。该表在本次调查中测量定向型、不定型、早闭型、迷失型的克伦巴赫alpha;系数分别为.82、 .85、 .69、.72。将本量表与职业领域的自我同一性状态客观测量相关联可以得出定向型、不定型、早闭型和迷失型的共时效度值分别为.79、.68、.38和.43 。
家长-青少年沟通量表（PAC）是测量青少年同父母双方沟通各个方面的20项量表。其开放式次量表测量家长与孩子交流过程中相互间事实及情感信息的流动和相互理解的程度。问题次量表则用于评估消极的互动方式。我们采用5级利克特量表表示受测者认同级别，从1分（极度不同意）到5分（极度同意）。该量表的开放式次量表、问题次量表在本次调查中信度水平克伦巴赫alpha;系数分别为.94和.86。结合青少年与其家长沟通的实例进行要素分析可以得出该量表的结构效度。调查结果显示了两个样本中相同要素（开放式次量表和问题次量表）所包含的问卷项。
表一包含了本次研究所采用的测量方法的手段和标准偏差。
调查结果
为了验证家长反馈与家庭分化高度相关这一假设，我们计算了家庭对联系和分离耐受度与青少年对人际反馈接收间的关联系数。理论预期是PSS-FA得分较高（对亲密关系的高耐受度）且FIS得分较低（对个性化的高耐受度）与青少年接收家长反馈（PAC）方面得分较高存在正相关。当FIS与PSS-FA量表得分情况为正相关时（高-高，低-低），为捕捉FIS与PSS-FA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创造了PSS- FA*FIS多变量表。相应的当二者得分出现负相关（高-低，低-高）时则采用PSS-FA/FIS多变量表。引入这些变量的目的在于探索及检验结果数据的显著性。
我们对六组受测者进行了PSS-FA*FIS和PSS- FA/FIS各自与PAC之间的相关性验证。以受测学生PAC量表的父亲、母亲、父母双方问卷的答案，以及接收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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