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人、结构与基于媒体的民主政治外文翻译资料

 2021-11-23 10:11

英语原文共 8 页

代理人、结构与基于媒体的民主政治

马兹巴利亚 阿巴菲尔·德拉瓦里 法扎德·苏里

摘要:如今,民主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特别是随着社会虚拟化/资本化程度的提高,媒体是服务于公民的自主性、意识形态引导还是控制社会的技术电子政治。因此,论文提出的问题是,尽管关注大众媒体的批评方法,但人们可以从哪个角度来考虑导致进步民主政治的基于媒体的当代社会?作为回应,本文的目的不是想象未来(无论乐观还是悲观),而是通过重新定义/调整适合调解当代社会的民主理论,讨论实现以媒体为基础的真正民主作为事实民主的替代的条件,以便在技术进步和民主世界生活之间建立联系。为此,本文利用安东尼·吉登斯意义上的“代理结构”方法,将媒体民主描绘成一种可以超越关于媒体与民主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理论的辩论的思想,侧重于实现适用于新通信技术的民主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民主;主观性;代表性;媒体;沟通;因特网

1、导言

在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尤尔根·哈贝马斯扩展了民主;他指出规范理论的不断存在,并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进行了实证研究,讨论了当代自由民主理论的“必然存在”和当代复杂社会的“存在”之间的差距。在媒体传播时代扩大“协商政治模式”可能性的途径。(哈贝马斯,2006 : 411 )对这一模式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医学上的”,因为正如德布雷所主张的,它处理人们通过媒介交流的方法对一个主题的影响,作为自变量(新媒介),作为因变量[民主行动]。(见Debray,1996 )

基于这种关注,对公民“一致的民主角色”的追求要求,在媒体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政治中的情况下,我们积极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如何思考技术进步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以便积极的公民能够就技术进步的力量达成一致。回答这一问题,更准确地说,是民主理论与当前混合生活世界和媒体装备文化(地方/国家世界)的适应/装备;全球化的世界;和网络世界)要求重新定义民主。

一旦我们回顾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旧政权与法国大革命》,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这种重新定义的必要性:合法性危机是政府未能对人类思想因环境变化而产生的变化做出反应的结果。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有人提出了“直接”、“参与性”、“多元性”和“全球性”等概念,它们的先决条件之一似乎是有能力对当代国家进行恰当的解释(宽泛性、复杂性和媒体中心性)。

2、问题陈述

如今,民主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特别是随着社会虚拟化/资本化程度的提高,媒体是服务于公民的自主性、意识形态引导还是控制社会的技术电子政治。本研究要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在于网络空间的互文性增加了即时性、互动性和相互反应的可能性(由发送者发送信息,以及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互动),正如《通讯力量》中的曼纽尔·卡斯特尔写道:“在大众自我交流的时代,将政治思想封闭在媒体网络中的同样普遍的多模态交流环境可能为替代信息的多样化表达提供一种媒介。”(卡斯特尔斯,2009 : 298 )

3、研究问题

人们可以从哪个角度来考虑,尽管关注大众媒体的批评方法,但以媒体为基础的当代社会导致了进步的民主政治?

4、研究目的

论文的目的不是想象未来(无论乐观还是悲观),而是通过重新定义/适当调整调解当代社会的民主理论,讨论实现以媒体为基础的真正民主的条件需求,作为事实上民主的替代,以便在技术进步和民主的世界生活之间建立联系。

5、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假设是,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一个人如何在网络空间进行政治活动,避免决定论和唯意志论在解释媒体政治中的负面影响,并解释媒体民主的可能性。为了澄清这一假设,安东尼·吉登斯的“重构”和“反身性”概念似乎是有帮助的;推进“结构化”理论,将结构与主体相结合,超越对结构(社会约束系统)的传统考虑,代理(通过人类行动创造社会),他发现了打破这一理论僵局的唯一方法是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架起桥梁:承认我们在日常活动中积极创造和再现社会结构的事实。(见吉登斯,1986 )这一规则也适用于承认媒体是社会系统之一,是各种事件进入我们日常意识的媒介。在这个地方,“反身性”指的是人们在塑造自己身份时的行为和角色,现代技术,包括互联网,提供的开放空间似乎支持这一目标。然而,上述行动是根据活动家生活的结构顺序或程序进行的;作为动作结果而改变的顺序。有了这个假设,我们可以认为“虚拟化”,一方面,从人们面临的选择和他/她的行动主义力量的增加来看,是多元化扩张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这个“选择者”的行为应该在虚拟领域与现实生活分离所产生的限制的背景下考虑。

6、调查的结果

分歧在于“新一代媒体”将权力带给哪个公民或州长,尽管在公共和政治领域重组的影响上存在共识:

6.1 .方法1 :以网络民主的形式复兴政治激进主义

许多学者认为新媒体设施(卫星、互联网、手机等)将导致民主的深化,因为它们将形成政治评论,基本上是横向的,没有导航器,从而挑战先前阻碍公民主体性和自主性的僵化条件。换句话说,从结构上讲,它将加强多元化的观点和权力下放的价值观,并且作为一种自我选择的媒体,将让人们在他们喜欢的任何时间观看他们想看的任何节目;多媒体系统(音乐、写作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选择性节目,它具有开放和互动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通信方同时是说话者和听众。(胡格文,2004 : 158 - 165 )因此,这些媒体赋予公民巨大的权力和行动主义,因为讲述他们故事的能力将赋予人们影响政治空间的权力。这一事实的一个例子是“博客”的传播,它作为一个公共领域,挑战了传统媒体的霸权,其积极分子(作为虚拟公民或“网民”)通过团体活动、内容转移和对话,表明一个人也可以像一个知情的公民一样活跃在网络空间。(豪本,1997 : 1 - 2 )

这种对媒体在深化民主中积极作用的解释的体现可以追溯到“电子民主”、“远程民主”和“网络民主”等领域的政治文献;这些领域认为通信时代的发展速度是重新思考民主理论和振兴有关政府更大责任、创造更有意识和参与性的公民以及促进公共领域'没有守门人'协商等问题的动力,并强调媒体在寻找事件意义和作为文化谈判实践建立身份的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见吉宾斯和赖默,1999年)

例如,《智能大众》的霍华德·莱茵戈尔德( Howard Rheingold )声称,移动电话技术通过在社交网络中创造横向交流,促进了政治领导力,支持了民主。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虚拟交流(由于将面对面交流减少到虚拟互动)可能会导致公民文化的侵蚀,但这种基于虚拟单位的交流的浮动世界可以创造一个领先的“mittel Bau”;也就是说,在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建立的政治沟通结构(实际上不存在,但保持永久的虚拟联系),既能引起当地文化内部的参与,又能与政府对话。在这些空间中,人们在相互协调行动的同时,可以创建有意义的社区,作为有影响力的政治行动;例如,使用短信系统来协调政治立场。( Gergen,2008 : 301 - 308 )有了这些设施,现代民主的“规模”似乎不再是民主经典理想的障碍,因为通过电话或社交网络接收人们反馈的可能性预示着一种“直接的远程民主”。

6.2 .方法2 :政治的终结和民主的不可能性

批评方法,由于其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现代和后现代),一致提供了对媒体民主功能神话的病理分析;分析主要集中在公民与媒体关系的“结构方面”,以及导致自我审查的半意识机制。根据约翰·基恩的《媒体与民主》,问题不在于外部现实世界的存在和媒体的缺乏,而在于口译主体本身的地位是由媒体“结构化”的。(见:基恩,1991 )

这种批评最重要的一波始于法兰克福学派,该学派通过植根于“文化产业”的透明威权主义来分析媒体的表现;随着娱乐/文化产业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系统性野蛮行为,源于资本积累的逻辑,并导致人们担心媒体,而不是独立的判断,可能会导致消费主义受众和批判性思维的瘫痪。

同样徒劳的是,皮埃尔·布迪厄( 1996 )认为,这种大规模欺骗的系统化过程源于新闻结构和“领域”,在这两个领域中,观众调查(商业思维渗透到文化领域)所产生的竞争已经使媒体成为市场的逻辑延续。从这个关键的角度来看,我们实际上正面临一个“后民主”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商业模式已经取代了政治沟通的概念,政治也越来越被重新定义为消费者的一个项目;(克劳奇,2004 : 49 )随着传统的“政治/非政治”界限的放松,公共利益过度减少到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个人关切,这种状态可能会使决策领域脱离网络公民的关注,并导致决策领域拒绝代表公共领域。( Benet amp; Entman,2001 )

这种批评甚至可能进一步发展到这样一种情况,即网络空间(以电子政府的形式)对决策领域的影响不是在走向技术政治主导的道路上深化民主。吉勒斯·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 1995 )认为,这个空间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从纪律社会向控制社会(控制论机器)的过渡:一个控制在模拟的社会范围内行动的社会,与纪律社会相反,征服机制更加民主和内向(在公民的大脑和身体内部),并且通过灵活多变的网络,它已经完全发展到超越社会机构的有组织领域。(见德勒兹,1995 )在这种权力行使中,控制信息流、扩大监督技术的使用和媒体的创新应用非常重要。

在这种病理的连续体中,还有另一波坚持“不可能与现实世界接触”的批评浪潮。也就是说,与关于信息稀缺风险的现代印象和启蒙范式相反,后现代时代的主要风险是无法给大量信息赋予意义。正如让·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所主张的那样,在一个充满拟像的世界里,由于符号和图像对“真实”的入侵和客观“现实/权威”的丧失,政治和“民主危机”的恶化是“政治无意义”的结果,而不是由于缺乏制度、机制无效和政府的反民主措施:塑造政治的实例在“现实”或真正的社会本质中不再具有“对等性”。不再有经典类型(人、阶级、无产阶级、客观条件)的社会实例来赋予有效的政治标志权力。简而言之,不再有赋予政治能指权力的社会能指。(见鲍德里亚,1983 )

这可能意味着代议制民主制度在以媒体为基础的社会中陷入了僵局,因为民主的目的主要是反映和满足公众的要求,但随着“公众”失去其意识以及政治与现实的比例,民主作为政治的垃圾之一将失去其权力。

此外,还有其他方法从更经典的角度批评媒体民主为“戏剧化的政治”(公民社会的丧失和精英角色的减少) :a )随着'政党民主'向'媒体民主'的转变,公共政治领域受制于一种缺乏'政治审议'特征的媒体传播: a )集体决策参与者之间缺乏面对面的互动;b )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在公平交换需求和想法时缺乏互动;因为媒体政治传播实际上是由一群精英塑造的。(哈贝马斯,2006 : 413 )

政治精英屈从于媒体的表述,假装与他人有着相同的利益,目的是恢复他们失去的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和媒体已经形成了伙伴关系。一方面,公众将政治视为一种审美现象(而不是建立规范的社会) (见迈耶,2002 ),另一方面,精英们向民粹主义管理方法投降;批评者认为,这种事件既是政治领导的终点,也是一种“技术民粹主义”或公投威权主义的起点,这种“技术民粹主义”或公投威权主义源自民粹主义按钮式民主,其价值不亚于广告/修辞功能。(科尔曼,1999 : 18 )

6.3 .方法3 :以媒体为中心的民主的可能性条件

对于新传播媒体在深化或削弱民主中的作用的现实立场,似乎要求对当今配备媒体的政治结构中的民主理想做出新的解释。也就是说,我们越是谨慎地接受技术和民主的乐观融合,越是悲观地认为“技术拒绝民主”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我们必须将虚拟化本身视为一种积极的变革,这使得“基于大众传播的协商政治的媒体民主”更容易实现。公共领域的媒体政治传播能够有效地促进审议性立法进程,并且为了缩小“理念”(必须是)和“现实”(必须是)之间的差距,前提是它有两个主要先决条件:应当有一个独立于外部政治/社会环境的自我调节的媒体系统;这个系统的受众应该在知情精英和负责任的民间社会之间形成一个反馈过程。(哈贝马斯,2006 : 411 - 12 )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由于媒体的设置和框架过程,社区形成了不同的形式,但信息与观众的心理反应混合在一起,反过来又会影响媒体目标设置的预期决策。这种理解(认为民主与大众媒体的正确模式携手并进)也意味着对当前民主的反思。

然而,实现这一地位,就其与'媒体的功能'有关而言,需要一些先决条件,因此媒体放弃其单向地位,成为社会文化多样性的产物: a )扩大代表的包容范围;(关注那些不投票并提供法律/财政支持以确保个人、团体和独立节目制作人接触媒体的人),b )改变新闻政策(使新闻项目更加本地化/更加合作/关注民主面临的所有障碍,如经济问题),c )自我调节或改变组织媒体制作的条件(在民间社会建立独立、公共和非受益的媒体公司,确保法律保障和特权,并向其提供补贴),d )从媒体中移除商品(通过要求商业媒体在法律义务和责任网络内开展活动)例如,建立跨国监管组织或民主决策过程,如雇员合作、组建几个董事会和新的投资方法),e )将社会决策优先于盈利(在通信中优先于政治而不是利润),f )从政府家长制向媒体的公共监管过渡(媒体通信独立于政治系统的中心)。

消除这些障碍是解决当前民主危机的重要条件之一。正如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所说,如果权力的产生是通过创造形象和塑造人的思想来实现的,那么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沟通和媒体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当传播权力和代表权力之间有系统地分离时(换句话说,多媒体系统中的行为者和价值观没有平等的机会),民主的实践就会受到质疑:“在媒体政治条件下,民主最重要的危机是民主被限制在一个在媒体领域产生意义的社会的制度领域。”(卡斯特尔斯,2009 : 298 )似乎:“新通信技术的民主能力是如此有希望,因为与第一波媒体的片面技术相反——在第一波媒体中,政治议程不是来自人民,它们的行为就像双边渗透结构或强大的横向通信,在没有导航者的人群中流通”(格雷格,2008 : 304 )

虽然这一新领域可能会激发非政治性,导致传统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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