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文化产业的转型以宋庄艺术家村为例外文翻译资料

 2022-08-08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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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文化产业的转型以宋庄艺术家村为例

摘要:本文考察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宋庄艺术家村的形成与变迁,在中国开放背景下的北京东郊中,主要的当代艺术家群体正在市场化和全球化。

在90年代中期出现的宋庄,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中国当代艺术实践遗址。许多独立的艺术家选择在这里生活,体验一种自我强加的边缘的生活方式,不属于任何官方组织。在当局称,像这样的艺术家的非官方的存在对国家的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社会。然而,这种敌对态度自21世纪初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为了响应中央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号召,宋庄地方当局已将艺术家群体视为一种宝贵的艺术资源,用以发展地方经济。在政府的支持下,宋庄艺术家村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几年后,这个从前的普通中国村庄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发展的,国家的和全球的当代艺术中心。画廊、艺术工作室、博物馆已经建成,住宅区、餐馆,其他设施用地等也已经建设完毕。有组织的定期举办艺术节和展览。这些新的快速的发展表明,在我们对艺术和文化的看法正在发生变化的同时,也标志着艺术家团体的成员的制度化和商业化的正快速发展。

关键词:宋庄艺术家村,另类,主流,当代中国艺术,全球化,国际展览、独立策展人、市场经济、文化产业

引言:

一位对当代艺术感兴趣的游客可能会被带到宋庄艺术家村的总部小铺村(图01)。这个村子位于北京东郊,乍一看与北京周边的其他农村或半农村地区没有太大区别。村里的主要街道上有小型商业商店。街道两边的建筑较为低矮,后面是农民式的庭院,再后面是农田。然而,仔细看,你会看到风格化的路标、现代雕塑以及艺术展览海报分散在其他不吸引人的街景中(图02)。此外,在一位业内人士的指导下,我们的游客会惊讶地发现,这个村庄竟然充满了艺术家工作室、艺术博物馆和画廊。如果你待的更久一点,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与艺术有关的活动对游客开放,如节日,展览,讲座,电影放映,戏剧等。这里隐藏着一个成熟的艺术世界!

对于很多自由的艺术家来说,长期以来,宋庄一直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温床和另类的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地。但它最近正作为一个政府认可的文化产业区在蓬勃发展。在政府的支持和投资下,宋庄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生产的一个制度化场所,并已被纳入北京的官方旅游地图中。宋庄艺术家村最近正从一个另类社区转变为一个主流场所,引起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官方不断变化的对当代艺术的共鸣和对文化市场的开放态度。本文考察了宋庄艺术村的历史形成和近代转型,探讨了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中国艺术的生产和管理的影响。

宋庄艺术村的起源

宋庄艺术家村的形成与圆明园的艺术家有关。这个中国第一个艺术家村,它开始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北京西北角的圆明园(颐和园)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有几位艺术家向当地农民租房子(图03)。这些曾经的艺术家放弃了在政府机构的工作,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批自由的艺术家。之所以选择这一地点,有一方面是因为它靠近北京的几所主要大学,在那里,艺术家们可以很容易地接触到学术界的新思想和新问题。

到上世纪90年代初,圆明园艺术村已经获得了“中国前卫飞地”的美誉。西方外交官、商人和收藏家开始频繁到艺术家的住处,从这些体制外的或反主流的艺术家那里寻找新的中国艺术品。媒体开始报道这种非传统的社会聚会,报道那些过着自由放荡不羁生活的年轻艺术家,以及他们的艺术活动。在圆明园艺术村的鼎盛时期,有几百位年轻的浪漫主义者,包括画家、诗人和音乐家,他们大多是因为欣赏这个社区流行的另类文化氛围而来的。然而,这个社区的名声越来越高,也吸引了许多想要一夜成名的投机者;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地方当局的注意,他们对此反应热烈。相对便利的公共交通、宽敞的农家院落、便宜的房价以及田园诗般的田园风光都为这个新位置增添了吸引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艺术家方力军、刘炜、岳明军、张惠平与中国前卫艺术的热心支持者,著名艺术评论家李先亭最先落户。接着,更多的艺术家很快加入了这些创始成员的行列。但在1995年北京市政府放逐圆明园艺术村时,把驱逐出去的艺术家们剩下的空置房屋出租或购买了。

吸取了前辈的教训,新艺术家群体早年低调行事,没有引起太多公众关注。他们的出现一开始受到了村政府负责人和当地农民的冷淡,他们对这些新的居民表示怀疑,但却重视他们给当地带来的经济回报。因此,更多的艺术家得以入住。中国各地的年轻人都来了,当小铺村的空房被填满时,他们就蔓延到了邻近的村庄。到了20世纪末,宋庄镇聚集了艺术家、诗人、作家、设计师、音乐家、演员等各类文化专业人士,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总部。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正朝着商业社会的方向开放。宋庄艺术的出现,是宋庄艺术家的一种直接的生存方式,也是宋庄艺术家的另一种生存方式。艺术家可以选择自己的居住地,也可以选择成为自由艺术家,这本身就是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的结果。

为了满足各种新经济部门的需求,政府大大放松了以往对个人流动和就业的控制。大城市的大规模城市化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劳动力和专业人员,他们为了更好的工作和机会走遍中国。许多青年艺术家都是移居北京的社会团体的先驱,他们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大多数中国人仍然不信任那些不是当地居民、没有机构联系的个人艺术家。这种不信任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就业制度的遗留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份工作,但自营职业者除外。国家员工,无论是教师、医生、建筑工人、出纳或艺术家(称为文化工作者),都住在各自机构提供的住房内(称为工作单元)。同一建筑群中的邻居是同一个工作单位工作的人,他们之间很熟。从这方面来说,任何不为某一工作单位工作的外人的存在似乎都是可疑的。从中国其他地方以自由职业者身份移居北京的艺术家正遭遇这种社会歧视。他们被称为流浪者(盲流意为盲目漂浮的人),被视为对社区安全和稳定的潜在威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地居民和警察对聚集在圆明园周围的艺术家普遍持敌对态度。

宋庄艺术家村的崛起是在两个不同的环境中进行的。一方面,1994年中国政府开始对社会主义住房制度进行改革。在这一改革制度下,各单位逐步免去了为职工提供免费住房的责任,商品房开始流行。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和邻里关系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因为财富决定了一个人的居住地。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和市场经济结构,要求有大量的人口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甚至从中国迁移到其他国家。人们有勇气和自由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从而成为一种重要的新经济力量。仅北京一个城市就因其大规模的城市化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流动人口,这使那里的人口构成极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自由艺术家似乎不再是不合适的,流浪者一词逐渐过时。

1995年圆明园艺术家村最终被解散的原因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在政府看来,这些人在官方体制之外的人创造的艺术文化具有潜在颠覆性,这些是他们尚未准备好承担的风险。尤其是,圆明园艺术村与附近大学的学术界之间的密切关系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外国外交官和新闻界的参与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因为他们倾向于将这些艺术家提升为叛逆政府的异见分子。相比之下,北京东郊宋庄的地理位置给了新艺术家社区一个优势,因为它远离北京西北部主要的知识分子社区。在整个90年代,宋庄的艺术家很少组织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展览或活动,他们的存在在中国公众中几乎是看不见的。

当地与全球的联系

宋庄自1994年成立以来,就继承了圆明园艺术家村作为前卫的非官方艺术场所的声誉。国际评论家、策展人、经销商和收藏家不断到宋庄寻找新的中国艺术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非官方的中国艺术家们,与生活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艺术家一样,得到了有益的部分。尽管如此,宋庄流行的主流风格还是与评论家李先亭有关,李先亭在20世纪90年代继续支持在官方艺术体系之外工作的艺术家,并帮助撰写艺术家们的艺术作品和策划艺术展览。乡村艺术家创作的风格理论(首先在圆明园和宋庄)成为国际艺术界对这些艺术家的普遍理解的基础,为他们事业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

许多年轻艺术家来到宋庄,希望他们的艺术能引起李先亭的注意,并得到他的支持。也有些人来宋庄是为了宋庄的氛围和声誉,因为宋庄已经成为国际艺术界人士经常光顾的地方。许多艺术家来到宋庄的一大原因就是分享艺术市场和国际展览的信息。因此,这里的艺术家热切地拥抱着国际艺术体系及其文化。

事实上,宋庄艺术家村作为当代艺术的重要场所的出现,并不完全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对外,宋庄得益于全球化冲击下国际艺术界的新发展。特别是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艺术界同十年的崛起,作为发展的一部分,极大地维系了这个艺术家村的持续存在。这是一个全球艺术主流与边缘化的地方艺术实践成功互动的案例,地方创造性地利用全球联系,作为绕过不受欢迎的地方官制的一种选择。全球化在这里为当地人民的利益提供了积极的动力。

中国当代艺术的兴起,作为总体上非西方艺术兴起的一部分,其本身与1990年代以来全球当代艺术界应对迅速全球化的变化格局密切相关。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随着各种跨国网络的形成,文化、技术、交流、旅游和移民的全球化催生了新的艺术创作和展示方式,新的艺术解释理论和新的艺术观。

这种转变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国际艺术展览的普及,以艺术双年展和三年展的形式,作为当代重要的艺术文化的传播工具。世界各地的国际艺术双年展/三年展,包括久负盛名的展览,比如威尼斯双年展和圣保罗双年展,最近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最前沿的双年展——哈瓦那双年展。随着国际双年展/三年展的激增,独立策展人作为艺术界的新锐人物应运而生,对当代艺术乃至当代文化的生产和展示产生了重大影响。

独立馆长是指不隶属于任何特定机构的个人作为国际展览的策划人,他们独立工作,在创意、制定主题、挑选艺术家等方面开展工作。为了打破以欧美为中心的旧模式,鼓励新的艺术创新,独立策展人将亚洲艺术、非洲艺术和拉丁美洲艺术引入了全球艺术界的各种国际双年展和三年展。正是在这种国际展览及其策展人成为当代艺术界主要策划人的背景下,中国当代艺术首次被引入全球艺术界。199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包涵了14位中国艺术家,这是包括李先亭在内的几位策展人合作的结果。这是中国当代艺术首次出现在国际双年展上,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参加所有国际展览的顶峰展览,立即引起了一些国际艺术家的关注。政治流行、愤世嫉俗的现实主义一些早些时候创造的华而不实的艺术术语在国际艺术界流传开来;方力军、刘炜、岳明军等艺术风格的主要实践者被公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图04)。他们中的许多人随后被邀请参加世界各地其他著名的国际展览,他们的艺术很快在全球艺术市场上大受欢迎。

中国艺术家的国际知名度不断提高,这是对李先亭作为中国当代艺术领军人物地位的完美肯定。1993年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的这些中国艺术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也受到了热烈的评论,这反过来也激发了国际上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广泛热情。因为其中一些艺术家,特别是李先亭,与圆明园艺术家村有联系,在圆明园艺术家村崩溃后,许多国际策展人、经销商和收藏家将宋庄视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主要目的地。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界的领军艺术基地,宋庄艺术机构也在国内外建立了频繁的互访网络。

虽然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来自宋庄的艺术品展示和销售网络,宋庄的艺术家们却中国保持低调。这有助于官方过度关注和干预宋庄的发展。同时,作为中国官方机构之外的一个重要的另类空间,它吸引了来自中国各地的艺术家和青年浪漫主义者,成为一个艺术家们可以自由生活并且可以追求在正常社会的环境中无法容忍的乐趣的圣地。这是一个自由和另类的地方,是一个拥有可以和国际机会联系的土地,这些是这个艺术家村的声誉不断扩大的基础。

这些年来,各种艺术文化专业人士来到宋庄居住,他们的出现进一步增强了这个乡村艺术社区的文化氛围。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促成了中国艺术界的日益活跃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在实践中,这为艺术家个人提供了更高的自由度,意味着他们不受中国官方文化的规范和习俗的约束。因此,这些人可以称自己为独立艺术家,他们不仅是独立于国际艺术市场,也是独立于中国官方艺术体系。

从另类到主流

宋庄艺术家村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自主身份,成为中国主流艺术界之外的另类、自我边缘化的艺术家群体。后来又被纳入全国文化产业运动。21世纪之初文化产业的兴起,中国大规模经济改革和融入全球经济标志着我国文化生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开始,中国的体制从一个集中固定的体制向多方面灵活的体制转变,中央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处理文化事务的自主权。在这项新的改革中,艺术文化不再仅仅被用作政治意识形态或公共教育的工具,而是经济增长的灵活和可取的来源。鉴于官方对艺术文化的新认识,中国在政治上对另类文化习俗的容忍度越来越高,这意味着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在文化产业化时代,中国各级政府以新的视角看待辖区内的当代艺术社区。在这股利用文化资源发展经济的新潮流中,宋庄镇率先在当代艺术领域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自2004年以来,当地政府与艺术家居民密切合作,并启动了一系列项目,以促进艺术家社区的发展。为了宣布艺术家的存在,他们在通往宋庄的主干道旁设立了一个布告栏(图05)。黑板上的标题写着:“欢迎来到宋庄中国当代艺术家社区。”然后用较小的字体写着一个相当大胆的宣言,宣布宋庄艺术家社区与其他国际知名艺术家社区、德国和美国相比的重要性。在中英两种语言中,这个政府设立的广告牌授权艺术家社区的法律地位,并承认宋庄作为国际公认的艺术家村的重要性。有了这一点,以前的流浪艺术家已经成为官方认可的专业艺术家,他们的存在现在被接受。

在官方批准之后,宋庄的发展非常壮观。自2004年以来,许多机构相继成立,包括2004年的文化发展办公室、2005年的艺术促进中心、2006年的艺术家团体接待中心。2006年,宋庄还成功地获得了北京市政府的认定,成为北京市首批十大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之一,其中宋庄是北京最具规模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这本身就是一项成就,也是宋庄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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