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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智慧作为城市规划设计学术研究的新兴领域
摘要：在一个日益城市化的世界里，减轻人类集中化的后果变得更加紧迫。城市规划者和设计人员制定了选址标准，调整发展速度并且缓和了发展类型，指导人类活动的安排，以提高人类居住的质量。然而，这些努力并不总是被证明是足够的，许多类似的城市化问题也一直在重复发生。为什么人类的短期需求或欲望往往胜过对最小生态损害的需求？我们认为，普遍存在的人与环境分离的二元论观点导致人们缺乏对环境完整性的认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求助于生态智慧，它要求承认和尊重环境的复杂性，寻求可采取行动的解决办法。在本文中，我们将生态智慧定义为一种了解、理解和应用生态信息的手段，以指导城市规划和设计专业人员。基于生态智慧，城市规划者和设计师结合来自不同知识领域的意愿和能力，包括如生态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来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制定长期的、有益的目标。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更多的学术研究来应用生态智慧来定义场所欣赏，从而通过提醒人们，一个地方的幸福反映在作为人类体验的整体生活质量上，从而避免城市问题。
关键词： 生态智慧 生态规划 生态设计
一、介绍
为响应Xiang在2014年的一篇社论，首届城市可持续发展生态智慧国际研讨会:在景观和城市规划中做真正和永久的好事，于2014年10月在中国重庆举行。在研讨会上，本文着重讨论了五个主题之一:生态智慧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研讨会的目的是促进生态逻辑智慧及其在当代景观和城市规划实践中应用方面的国际学术发展。针对这一目标，本文提出，除了传统的生态研究外，在景观和城市规划实践中也应该提倡生态逻辑智慧。为了支持这一提议，本文分析了当前人类与环境作为独立实体的二元范式的局限性，认为城市规划者和设计师可以利用生态智慧的力量，为他们的生态规划和设计寻求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具体来说，本文首先对生态学的概念发展进行了简要的概括，然后描述了生态规划设计的演变过程。这两部分介绍了知识探究的现状。接下来的两个部分描述了一般的智慧，特别是生态智慧。在比较知识探究与智慧探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将生态智慧与城市规划设计相结合的策略。综上所述，生态规划设计中关于人的需求与环境整体性的二元论观点并不能有效地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通过追求和应用生态智慧，景观和城市规划者可能会获得不同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支持，以实现富有活力和弹性的发展。本文将对景观与城市规划实践中从基于知识的探究转向基于智慧的探究(Maxwell, 2007)的范式转变的文献体系做出贡献。
二、生态思想
生态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的批判思想。希罗多德(公元前484-425年)在他的著作中详细地描述了不同物种之间的互惠关系(Egerton, 2001)。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将经验主义作为一种观察和认知的认识论方法，推动了自然哲学的发展(Anagnostopoulos, 2009)，其中包括对生态关系的观察和相互预测。最近，通过弗兰西斯·培根和约翰·洛克等杰出人物的论证和说服力，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促进普遍理解的策略，成为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创新和认识论模型(Kors, 2003)。Carl Linnaeus(1707-1778)对分类学的发展，为分类和描述科、属、种提供了一种方法，被认为是科学生态研究和系统思维的起源(Reid, 2009)。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 1720-1793)的田园牧歌式生态(arecology, 1720-1793)支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存(Worster, 1994)。19世纪，地理学家Alexander von Humoboldt(1769-1859)是最早建立环境与植物物种之间关系的学者之一(Rupke, 2008)，他对景观概念的演变做出了贡献(Kwa, 2005)，并将其理解为审美与科学的结合(Lubowski-Jahn, 2011)。林奈的工作为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提出的自然选择与进化的概念(Stauffer, 1957)和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le, 1834-1919)提出的“生态”一词(Odum, 1971)奠定了基础。“生态”一词源于希腊语oikos，意为“家庭”，从生态经济学的意义上说，是对家庭资源的管理。
在20世纪，关于系统、周期、重叠球体、栖息地、生物群落类型、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恢复力的讨论越来越多(Biggs et al.2015;莱文,1998;Meerow,Newell，amp; Stults,2016)。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它们对环境的影响变得更加明显，人类生态学成为研究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相互作用的一个方向(Marsh,1864;Gross,2004)。生态学被地理学、家政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所采用，衍生出文化生态学、政治生态学、城市生态学、城市政治生态学、行为生态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子学科。建筑、风景园林、城市规划设计等也融入了生态学，发展了生态规划设计等特定的学术和专业子领域(Lyle, 1985;McHarg,1969;Ndubisi、2002、2014;宫,1997;斯坦纳，2001年，1991年，2016年;Thompson amp; Steiner, 1997;Van der Ryn amp; Cowan 2007)。
考虑到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巨大影响(Zalasiewicz, Williams, Steffen，amp; Crutzen, 2010)，系统思维的倡导者更加坚定地提出了理解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需要(Sheppard amp; McMaster, 2004)。莫顿(2007)提出了“没有自然的生态”的概念，试图拒绝一种持久的二元论观念(贝特森，2002)。生态不是分离和平衡对环境和人类的保护。我们关心环境，因为它围绕着我们，支撑着我们。作为在实践中应用生态知识支持人类的一个例子，生态规划设计在制定计划时特别注重人与环境的关系，“使人类的行为与自然过程相协调”(Ndubisi,2002,p.5)。
三、生态规划设计
在一个日益城市化的世界里(联合国，2014)，集中的人类所带来的后果变得更加紧迫。城市规划师和设计师为选址制定了规划，减缓了发展的步伐和类型，指导了人类活动的安排，以提高人居环境的质量。然而，这些努力并不总是充分的，最近的一个例子是飓风桑迪对美国纽约斯塔顿岛造成的破坏。岛上大部分受到严重影响的地区都是景观设计师Ian McHarg在1969年明确指出不适合开发的地区(McHarg,年;斯坦纳，西蒙斯，加拉格尔，Ranganathan，amp; Robertson,2013)，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专业人士明确推荐了防止此类悲剧发生的策略之后，此类悲剧还会继续发生?为什么在规划和设计考虑的所有因素中，生态因素是最难评估的相关因素?为什么人类的短期需求或欲望常常超过我们所依赖的生态完整性的需求?
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是一个以目标为导向的决策过程，它考虑到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如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物理环境和生态。生态计划协调公共措施，充分考虑它们对共同目标的影响(Faludi, 1985)。Zube在1986年总结了生态规划活动的要素:“(1)调查自然和文化资源的质量、数量和地理分布;(2)了解资源过程;(3)评估在不破坏自然进程或降低资源价值的情况下，在土地上容纳不同活动的效果;(4)提出符合生态、文化和审美要求的解决方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年里，规划与生态的结合逐渐成熟。对原子技术和经济效率福音(Hays, 1959)的信仰(以及相应的恐惧)——根植于保守主义运动的最初几十年——给少数对立的声音制造了巨大的困难。在那二十年中，至少有两个人提供了早期的贡品。其中之一是1950年的Garret Eckbo，他试图理解景观档案结构的潜在应用，以促进人与自然之间更好的和谐。第二个是佐佐木秀夫(Hideo Sasaki)，他从1958年到1968年担任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景观建筑系主任，通过引入多学科专家的课程，以多学科的方式改革了景观建筑学的教学(Walker amp; Simo, 1994)。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生态规划有了更大的认识。规划设计师有新的目标和目的来减少人类对环境的入侵，因为他们被新的或更新的对生态的责任所阻碍(Odum amp; Davis, 1969)，职业(Gunn, 1966)，社会(Grunwald, 1966)，历史(Brooks, 1966)和美学(Marx, 1964)。绿色革命是一个公认的社会进程(Sale, 1993)，同时也通过规划工具改变了对环境资源的态度。伊恩·麦查格(Ian McHarg) 1969年出版的《设计与自然》(Design with Nature)一书与乔治·帕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的《人与自然》(Man and Nature, 1864)、利奥波德(Leopold) 1949年出版的《人与自然》(Man and Nature, 1864年出版)以及卡森(Carson, 1962年出版的《人与自然》)等著作进行了比较，因为该书在之后的几年里的重要性，以及影响现象并在某种程度上激发现象的能力。McHarg的适切覆盖方法被当时许多生态规划从业者认为是一种操作方式(Ndubisi, 2002)。伊恩·麦查格(Ian McHarg)被公认为生态规划的发明者和杰出人物，他并不孤单。在同一年中，至少其他两位作者，希尔斯，1961年和刘易斯，1961年和刘易斯，1964年为生态规划提供了技术，方法和理论上的发明。这些年的主张环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运动,环境立法行动,的浓度和建筑师和规划者的持久努力以成熟的不同认识和不同自我负责向自然环境,找到了合成三位作者和他们各自的作品(贝尔纳普amp; Furtado, 1967)。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规划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增加了生态规划方法的使用(Steiner, 2001)。由乔治·安格斯·希尔斯、小菲利普·刘易斯和伊恩·麦查格发起的技术、科学、伦理和美学革命，一直是由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追随者所进行的(刘易斯，1996;McHarg, 1996;McHarg amp; Steiner,1998;施泰纳,1991;Thompson amp; Steiner,1997;)。生态规划设计运用生物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的概念，寻找减少城市发展对生态影响的途径。除了土地适宜性方法，生态规划设计专业的其他贡献例子还包括自然区域和绿地保护、低影响开发、发展权转让、绿色基础设施、棕地改造、城市生态设计和可持续城市主义(阿伦特，1999;巴奈特,2009;本尼迪克特和麦克马洪，2006;Farr, 2008;Palazzo amp; Steiner,2011;Wang et al.2011)。
而学者们一直在积极探索将生态纳入城市设计和发展的途径，如生态城市主义(Lehmann, 2010;Mostafavi amp; Doherty, 2010;Spirn, 2011)或城市生态设计(Hill, 2007;Palazzo amp; Steiner, 2011)，使用良好的生态原则的规划和设计并没有在实践和实施的主流。主要障碍是把维护生态完整和发展作为两个相互竞争的目标。虽然两者都是人类所渴望的，但我们不能两全其美，必须寻求平衡或妥协。因此，在对山坡和河岸地带等敏感地区的河流前景色的探索中，开发仍然在进行。为实现不同目标而争夺资源的竞争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满足人类短期需求的功能和有用性往往是制定计划时的主要考虑因素。这些都是人类和环境作为独立实体的二元范式局限性的证据。除了科学的生态知识外，生态逻辑规划者和设计师还需要寻求其他的选择，以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接受和支持。这就是生态智慧可以做出贡献的地方。
四、智慧内涵
人类的努力，包括城市和郊区的发展，一个基本的复杂性是没有智慧指导的科学知识的应用(Maxwell, 2007)。智慧被认为是一种基于经验、理解、知识、洞察力和常识的良好行为能力(Gugerell amp; Riffert, 2011)。根据Baltes and Smith(1990)，从经验意义上讲，与智慧相关的知识有五个标准:丰富的关于事物或生活的事实知识;认知过程的程序知识;不同生命周期的事件和发展的语境主义;个体与文化目标差异的相对主义;生活事件的不确定性(Gugerell amp; Riffert, 2011)。
Ardelt认为，正如Baltes和Staudinger(2000)所描述的那样，智慧不仅仅是一种专业知识，它还包括被定义为认知、反思和情感品质的整合的个性特征(Ardelt, 2004)。认知素质包括理解和欣赏生命的意义、意义、不确定性、个人和人际关系。反思的品质包括自我意识和对特定事件的多角度理解。情感素质指的是对他人的同情和同情。她认为，尽管熟练的认知可能有助于优秀的方法论应用，比如在科学或商业领域，但孤立地看，它仍然容易受到主观性和个人抱负的影响。反思性有助于缓和这一风险，但正是情感性使专家知识的运作超越了单纯的生活实用主义，提供了沉思的方向和领导。
Rowley(2006)将智慧与知识层次联系起来，认为一个人接收到的和能够处理的东西的质量始于数据，然后是信息，最后是知识，最后是智慧(DIKW)。每个元素都由前面的元素定义。例如，信息是根据接收到的数据类型及其处理方式来制定和建立的，以及从信息到知识、从知识到智慧的过程等等。罗利对每一步之间的变革时期提出了质疑，她似乎暗示，尽管她没有明确说明，但遵循等级制度的过程更像是一个反思和重新评估的过程。我们可能接受输入，向自己建议一种特定的信息安排，并形成一些知识，
资料编号：[4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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