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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框架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审计
作者：彼得·寇克 顿·范·德·纬尔 理查德·麦肯纳 艾伦·布朗
摘要：本文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审计是根据如下基本方法发展的：奖励/激励模式。首先通过美国的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和欧洲质量奖一文可以看出社会责任审计的发展程度已经受到了质量奖励的影响。本文将会表明质量奖励还不包括在社会责任相关的伦理问题。社会责任的明确定义和改进审计手段的改进，这两者都是十分必要的。其定义以及审计工具的开发刺激了本方向的进步，帮助组织反映出他们在社会责任中所处的位置。
关键词：审计，商业道德，自我评价，社会责任，全面质量管理
简介
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被各个企业给予极大关注，更是在学术期刊（维沃等，1999;麦肯齐，1998; 尼特金和布鲁克斯，1998; 马瑞等，1999; 泰勒等，1999;大辅，1999）上的热门主题。员工，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和政府都着眼于在管理方面日益增长的需求上。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不仅涉及到双方之间的直接交易，现如今，他们期待管理层能够参与到社会问题（如失业，贫困，基础设施）的讨论中去，并积极思考企业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这种越来越重视道德的进化趋势和在质量方面思想的发展趋势非常契合，虽然是否要将其并入现有模式还有待讨论。加尔文（1988）介绍的如何对质量的范围进行定义的想法已经改变了上个世纪的管理思想。在质量思维演进的第一阶段中，质量主要涉及到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以及这些产品和服务的性能。在演进的第二阶段，对质量的视图范围扩大到了该产品和服务被制造或产生的过程。因此，焦点从生产线的过程中的末端偏移了。第三阶段从过程到系统的拓宽再次成为焦点。人们认识到，不仅是初级生产过程会影响最终产品的性能;支持，供给和管理流程也同样会作用于基本生产过程，并对产品和服务产生影响。人们关注的焦点构成了质量系统。第四阶段可以定义为全面质量管理（TQM）阶段，此时质量已成为一个更具战略性的问题，重点是拓宽了对组织的质量和组织与其所处环境（客户，供应商，竞争对手，整个社会）的关系的质量。
因此，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问题已被越来越组织机构所重视，这正式被加入了他们通往卓越企业的道路上的重要项目（费舍尔，1994;部斑，1995;中野，1999）。然而，本文将指出，道德和社会责任并未并入为了美国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MBNQA）和欧洲质量奖（EQA）而发展出的优秀模式中进行整合。本文的重点是去明确商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如何才能包括在企业在使用的一般的违背卓越模型内涵的自我审计/自我评估的方法中。
道德基础明确何为对
道德是由斯塔尔和格雷斯比（1997）首次定义的，为做对正确的事情。一些人在道德上是独立的，总是处于更广泛的社会认为是正确的行为方式中。其他人遵守道德操守，或标准的模式，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或者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么做。但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眼中正确的事情，可能在别人的眼中并不是正确的事情。质量管理框架应当要求整个组织对应道德行为的一致性。不同的道德基础和不同的方法可以用来评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五大伦理已经在标准方法中确立（麦肯纳，1999;肖，1996）：
bull;永恒法：这种道德基础假设首先有一组共同的道德标准（例如：《自然》或《圣经》），它提供了一套可以让大家跟随（基于道德的规则）的一般规则;而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显然，是普通的一套标准的不同解释，当它翻译化到规则的时候，显然对许多不同的人来说含义也是不同的；
bull;功利主义：功利性原则，是指经营者应以创造的最多人数的最大的利益的方式行事;重点是对结果，而不是意图的管理行为。这种道德基础的问题在于，界定哪些群体必须参与，界定受益人数最多的决定是什么，以及可能通过使用某些为了实现目的的手段而相对忽视的伤害;
bull;普遍性（绝对命令）：这种道德基础认为某项决策是道德性取决于决策者的动机或意图，这可能与决策者的合约规定和承担的义务相关。每一个有道德的人都会基于某种理由给自己确立道德观，对于所有的人来说确立道德观的方式都是同样的。这种伦理基础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在相互冲突的义务或职责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在这种道德基础中没有明确的指示;
bull;公平分配：按照这个思路，管理者应采取措施，以确保利益更平均的分布。自我利益是通过对弱势个体的关注来调和。这种方法的问题是，它不能识别出不平等是可以代代相传的，并且它没有明确出哪些东西应更应该平等分配;
bull;人身自由：这种观点是基于自由这一价值的首要性;管理决策不应该强制侵犯个人的自由权利;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忽视了环境因素，如混乱和变化，这可能有利于一部分人，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不利的，由此会使一些人领取更多的福利，或加重某些人的负担。
五个伦理标准中每一个都可以被认为是为正确的，而且同时，它们之间会出现彼此冲突的现象。对于管理者来说问题就在于此，应该选择哪一种道德标准，或者如何平衡同时使用的不同的道德标准？这些理论中每一个都是目标导向的，这意味着管理者要同时控制他们的组织机构的道德和员工的职业道德。另一种观点（美德模型）认为道德作为主要的个人问题，需要管理者进行道德管理（布鲁尔，1997，麦金太尔，1985;普雷斯，1996;肖，1996，歌手，1993），并允许员工一定范围内的道德自治。尊重，诚实，公平被视为美德;贪婪则不行。虽然这种美德/道德自律的办法可能是令人满意的甚至是首选的方法，但是质量管理框架内在要求的是标准的方法。
企业社会责任
由弗里德曼（1962，第133页）开始了社会责任问题的讨论;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问题吗？而且公司有能力承担这个责任吗？他的观点相当明确。让业务人员做他们必须做的事，而那就是管好自己的事。弗里德曼认为，只有一种类型的社会责任：利用资源，旨在提高利润，只要保持在既定的规则内活动即可。这样看，似乎管理者进行决策的时候只需要进行经济和法律分析，而不是道德分析。这一观点的反对者认为，企业必须同时考虑其活动大量的社会成本以及其利润（肖和巴里，1992，第213页）。任何企业存在的理由都服务于一个宗旨：造福社会。
明茨伯格（1983）表示，在他的马鞋模型下，看企业的时候有很多选择（例如国有化它，民主化它，规范它，给它压力，信任它，忽略它，督促它，振兴它）。明茨伯格的结论是，我们开始的前提是，管理者作出决定时至少需要进行一些社会责任方面的考虑，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是社会的成员。然而，仅凭信任管理是不够的。两个力量源可以迫使管理者在会计中更多的把社会责任考虑在内。首先，一部分压力可以，例如通过媒体，动作和广告活动，使管理人员注意力到责任，展示不道德行为的后果。第二，组织可以民主化，通过开放和涉入各利益相关方，如客户，员工，供应商，以及生活在组织机构周围的人。明茨伯格（1983）看到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责任的主题。社会认为该公司在社会责任中扮演的角色。这是种政治模式。商业机构是用于生产和分配商品经济产物的社会原则机制。因此，一个企业的目的必须是实现经济增长和表现社会道德（宣威，1983年，第185页）。它应如何做到这两点取决于它的具体情况，特定循环，良好的本性，产业结构，位置和企业的具体性质。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看看这些影响：组织本身，以及其领域的环境。后者涉及了组织机构与各利益相关方关系的检查。
从公司的角度来看社会责任，也有由斯塔尔和格雷斯比（1997）定义的至少有三个层次的企业社会责任。这些方面包括：
bull;最小合法合规性：管理人员符合法律规定的最低的社会要求;
bull;开明的自利主义：管理者利用社会责任项目作为战略武器，以此传达给市场一个讯息，他们比他们的竞争对手做得更好;在社会责任方面可以得到的利益有望维持公司的长期盈利能力;
bull;主动变革：管理者利用其已有资产，积极改善社会独立性，直接作用于受益的公司;他们所采取的立场已经远远超出了法律所要求的。
我们将给企业责任的使用的定义更符合最后一种，主动变革层次：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的义务，造福社会的方式，企业作为社会的一员要致力于参与其中，充分利用其资源，考虑提高整个社会福利的同时考虑到独立的公司直接收益。这三种定义公司社会责任的形式显然和组织的三种道德表现并行（布兰德，1989年）
bull;事务伦理：这种类型的道德是最低程度可接受的道德策略;旨在达到自己的目标，控制冲突完全是为了自己;有时会与别人合作，因为这将让双方受益;重点是自身的权利;很容易就能把这种类型联系到没有把整个社会考虑到该公司的会计中的方式;
bull;初识道德：这种类型的道德显示了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旨在服务于保证一般权利和普遍福利;该公司将采取为社会大众考虑的态度，但是，不只注重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
bull;变革道德：这种类型可以看作是道德政策的最高顶点;规范和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形式，道德行为和信仰的核心;它不是权利和义务问题，而是自愿接受;还参与了把规范和价值发展到新的领域的创新;公司考虑到了社会大众，旨在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
企业的社会责任很显然，根据我们的定义，需要使用最后一种道德的企业的政策和决策。事实上，组织价值必须受到外部道德秩序（Golembiewski，1965年，第92页），而不是“唯一和最后行为的仲裁者”（Golembiewski，1965年，第73页）的规范。还有一点也很明显，管理者在通过所有的道德基础和评估准则去判定整个社会的困难一定会存在困难。要解决这些困难的方法之一是通过选拔和培训，以确保通过这样的举动所有组织的成员在道德上是独立的（见下文）。另一种方法是在“公开辩论”中分析涉及伦理的讨论（布兰德，1989年）。上面提到的道德基础的每个代表，将有机会各自分别展示其相应规范和价值观，将内容口译或笔译成具体的主题，此时会基于历史，宗教，国籍背景分为不同的各组。最广泛的“公开辩论”将是：
- 开放：不排除任何人的讨论;
- 理性：在讨论，最好是辩论的时候没有其他力量左右;
- 平等：每个人的权利或疑虑都以平等的方式考虑到。
布兰德（1989年）明确了公开辩论的目标。它的意图不是谈论特殊情况或事件，它应该专注于其具有的较为长期的目标，保证从各个道德基础起飞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平衡，并让不同的参与者来参与一次根本性的争论。公开辩论将带来道德准则，未来则会成为决策管理的指导方针。在社会责任越深越广，被邀请来参加辩论的辩论者越多，那么进行讨论的道德主题就越多。公开辩论是可以正式组织并联系到组织体系和结构中去的东西。基本公共辩论是可以与古巴和林肯（1989年）的第四代评价进行比较的概念。在第四代评价中的许多参与者或当事人都可能被邀请参与评价和决策中。
质量奖，卓越模型和社会责任
质量奖模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所发展。最古老和最有名的是戴明奖，由日本在1951年创建。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有东西遵循前例：澳大利亚质量奖（1986），美国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1987），欧洲质量奖（1992）。在欧洲也有许多国家的国家质量奖。此外，还有一些国际和国家标准，涵盖了企业绩效（如旨在爱护环境的ISO 14000）的各个方面。
所有这些奖项的发展是为了刺激企业更加注重质量管理，以及在高层管理人员的议程中加入质量管理项目的问题。这个目标肯定已经达到了。该奖项是颁给在定义的选拔标准中得分高的公司，而正是这些标准，给出了质量管理在管理手段方面的定义。卓越模型涵盖的这些标准不同于各种奖项，然而，有一种普遍的框架构成了所有嘉奖的优秀模式。在图1中，显示了欧洲质量奖（EQA）的卓越模型。
EQA模式是第一种模式，其中明确表明，社会责任与质量思维密切相关。在这个卓越模型中，对这一问题定义了一个单独的类别。该模型分为九大类：领导，政策与战略，人力管理，资源管理，流程，员工满意度，客户满意度，对社会的影响和经营成果。九个类别中每个都涵盖了一些标准（4-5每个类别对应的标准），而每个标准都有子标准。总而言之，这项标准定义了质量管理对于组织管理意味着什么，对管理者而言很容易接受，因为整个模型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输入-生产-产出的模型。
该卓越模式给质量管理的内涵进行了全面定义的事实，刺激了企业在使用这些模型的时候不仅仅是为申请一个奖项，而且在内部的自我评估，监督和指导该组织在其质量管理中也进行实施。所以，尽管该奖项的企业数量非常低，卓越模式的重要性其实是建立在让企业广泛接受使用它作为自我评估的内部机制。
已研究了和社会责任更深入的关系的两个卓越模型是MBNQA和EQA。为了衡量这些奖项在多大程度上关注并为社会责任问题给出方向（布兰德，1989），有三个重要问题需要明确。这三个问题是：
1模型是否确定了该组织的明确使命是什么？
应该给出在经济以及在社会方面组织的总体目标指示的具体任务陈述，以及这些目标是如何转化成包含价值和组织形式的战略。在此框架下，组织应该受到鼓励识别所有利益相关者群体的需求，并使其相对于社会责任的地位更清楚，明确。
2.该模型是否要求组织清楚公开辩论？
任务书是否在公开辩论中审查和评估，并且所有相关参与者都可以加入，所有相关问题都可以定期讨论？在公开辩论上展示的信息应该解答如下问题：
- 是否只有正式问题和法律问题得到了重视（事务道德）？
- 是否只有那些我们可以与之约定的人和政党才可以涉入其中（认识道德）？
- 是否只有对商务表现有直接重要性的事务才会成为讨论的问题（认识道德）？
- 公开辩论是否广泛（在参与者中和被讨论过问题中的公开和开放），以及组织是否将其资源贡献出来，助力于实现这一辩论（变革道德）？
3.模型是否需要道德准则？
公开辩论的结果应该导致无论是道德本身还是指导方针或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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