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荀子定位外文翻译资料

 2022-04-30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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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荀子定位
尼古拉斯·巴宁

牛津大学

荀子主张,如果人的本性正如孟子所说的是天生的善的,那么就不需要什么礼仪制度了。在本文中,我将通过荀子的观点置于三个对话环境中来探讨这一主张的一些含义。第一,荀子参加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之间的对话。其次,通过与西方早期现代及后期政治哲学家所阐述的学说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对荀子立场的某些方面有所了解。最后,我们可以探讨荀子的观点对当代中国和西方民主讨论的影响。在本文中,我将更多地强调识别关键的哲学问题,而不是回答出现的问题,尽管最终目标是提供因其系统的一致性而得到加强的回应。

我从一开始就声明我的动机是哲学上的。我认为荀子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其敏锐的洞察力与西方富有想象力和影响力的哲学家相比是难能可贵的。对文化对话更广泛的关注有其自身的重要性,但如果没有特定的哲学回报,我是不会追求我对荀子的兴趣。我也承认,通过和优秀的学生一起工作,我在探索荀子哲学思想的重要性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这种情况下,至少,学生对老师的依恋对老师和学生都是有益的。

我的方法源于亚里斯多德的拯救现象的方法,但应用在中国哲学和比较中国和西方哲学的背景下。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被拯救的现象既是哲学主题上的共同观点,也是智者对同一主题上提出的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当它们发生冲突时,每种观点都可能包含真理的元素,这些真理元素需要在对这个主题的最终评价中加以保存。他认为,通过对话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发展和和解,是在哲学中实现复杂和多方面真理的最佳途径,他拒绝了通过智力斗争摧毁所有竞争者而维持最初地位的方法。亚里士多德以真理为目标,试图用哲学论证来调和不同的观点,以实现对现实的客观描述,而不是作为一种妥协来消除争论者之间的不考虑真理的紧张关系。黑格尔辩证法虽然受限于形而上学,但它保留了从更为灵活的亚里士多德的方法中而来的我应遵循保留的特征以及取消早期位置的内容。

荀子的论辩方法与拯救现象的方法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他认为,错误的哲学家从有限或偏见的角度来决定如何通过部分知识来生活是错误的。在他对他所批评的哲学家的解释的基础上,他对部分知识如何引导我们得出错误的结论进行了分析。部分知识重视实用、欲望、法律、权力、语言和自然,忽视美丽或优雅、道德、人的价值、智慧、现实和人本身。他认为,要了解人性,我们必须摒弃心中的部分知识,从一个包含和克服这些有限观点的无所不包的立场中去寻求。当然,哲学中一个深刻的问题是是否存在这样的立场,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对哲学的本质和客观性的理解有深远的影响。

在方法上,我们可以将荀子试图消除痴迷或偏见的行为和弗朗西斯·培根攻击那些阻碍获得科学知识的行为进行比较,但荀子关心的是有道德和良好的政府,他提出了他认为从道德和政治认知方面追求对自然的认识是没有结果的理由。然而,我们可以询问,荀子是在哲学中含蓄地提出了一种如拯救现象一样普遍的方法,还是一种至少对一个主要的理性利益作出了回应的限制范围的专门方法。

这与亚里士多德拯救现象形成了进一步的对比。荀子知识层次观,除了拒绝了竞争者提出的导致无序和灾难的智慧主张之外,还对普通人的观点产生了矛盾。他承认,在传说中的圣王时代和随后的良政时期积累起来的中国习俗有助于增进知识,但他不相信那些焦虑的大多数人的观点,小人的观念是由他们对欲望的肆无忌惮的追求决定的。对于荀子来说,行动和知识是相互依存的,智者所建立的制度的实际原则是获得真理的一个必要的参照点。荀子论述了一个人是如何将他的影子看作是鬼以及将一排树看做一群士兵,在这个论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这种错觉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人们的知觉本身,而是由于事物的外观的作用产生错觉。更广泛地说,他认为不同道德地位的人看事物的方式不同,因此,看见的事物也不同,这个不同区分了智者和小人在道德和自然感知。圣人和小人之间的等级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在于他们对道德的接受程度和感知的信任程度的不同。荀子主张人人自然平等,认为人人都可以通过受教育和努力成为圣人。因此,按道理讲如果不是在实践中,他比认为奴隶和公民有本质上不同的自然能力的亚里士多德更提倡平等。尚不清楚个人向有道德的人和圣贤的进步是意味着连续地进行,还是意味着包含突然的实践和洞察力的开始,尽管在每个阶段人都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积累继续学习,但荀子认为的普通人的观点在辩证法中的分量要比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要小。比起对这一差异作出评论,我们应当看到,它是源于荀子对道德、政治和认识论的系统联系,以及他试图将真理固定在道德观念中。

我所考虑的第一次对话的起点,即涉及其他中国早期哲学家的对话,是荀子关于人性的论述,但我很快地就去探讨行为理论和自我概念的含义。根据荀子的说法,我们作为自然人的行为是由我们的欲望直接解释的,而我们的欲望是由我们的情感决定的。我们的注意力、知识和行动都被我们想要得到或避免的东西所支配,就像动物的注意力、知识和行动一样。因此,荀子将人性置于自然主义的框架内,但我们必须理解他的自然观,从阴阳的力量和易经中得到的变化模式,而不是从来自于西方自然主义中我们熟悉的术语。个体的不稳定的产生是因为我们首先被一种欲望控制,然后被另一种欲望控制。我们的一些欲望是可变的,而另一些则是无法满足的,或是在满足之后仍坚持继续要求被满足。我们的欲望也容易发生冲突。出于同样的原因,完全基于欲望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和政治冲突和不稳定。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我们都不可能通过受我们的天性支配的行动来实现道德与和谐。即使我们追求我们的欲望是完全合理的,我们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也会充斥焦虑、沮丧和灾难。如果我们的行动受控于实现我们变化无常、无法满足或不一致的欲望,那么我们就无法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实现个人的稳定和持续。

荀子试图通过允许思考或者选择欲望的存在来控制人的行为,进而弥补我们的本性和我们理想生活模式之间的鸿沟。思考是以道德为基础的,而道德的内容中存在儒家礼教的社会和历史渊源。这些礼义制度提供了稳定的个人满足和持续的社会和谐,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超越我们的本性的。

通过引入礼义制度和道德,荀子提供了第二个行动模式,一个给我们带来几个任务的模式。我们必须研究他的通过“积累”实现个人道德的培养和内化的论述。我们必须比较他对人类自然行为的解释和对人类道德行为的解释。我们必须探索有道德的个体心灵的作用和功能,特别要在动机和选择上注重理性和情感的相互包含。我们必须超越心灵的内在内容,在荀子对道德自我建构和谐社会的起源与稳定的论述中,来确定精神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和政治哲学对社会维护的外在作用的含义。在讨论礼义制度时,我们必须将礼义制度看作一种封闭的形式,为个人和社会为可预见的情况作好准备,为礼义制度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改革而做好准备。更一般地说,我们期待着荀子对规范基础的哲学解释。

如果个人通过训练和积累变得有道德的,那么积累就可以被理解为通过操练和习惯获得活动的模式,就像一个人获得驾驶战车或骑马所需要的复杂技能一样。为了建立这样的能力,我们不断地获得和整合能力,而人性的一种观点可能是,它是一种更广泛的文化积累,包含了复杂的公共社会技能,至少构成了一种文化的核心。然而,这种将积累视为通过养成习惯来调节行为的观点,缺乏对荀子至关重要的行动内在方面。充其量,我们将是荀子社会中通过奖惩加以规范的小人,我们将缺乏以道德发展阶段的个人运动为特征的感知和判断的发展。在我们的行动中,我们将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他治的而不是自治的。我们通过反思和选择行为的能力,通过对既定的公众正确行为观念的思考和选择,给出了个人道德的内在一面,并提供了一种对行动的解释:将我们的资源扩展到欲望、奖赏和惩罚之外。

我们可以推测,这些额外的资源就是理性的资源,而荀子对道德行为的描述则是实践理性理论的基础。在解释行动时使用原则,并反复认识到智者必须根据情况调整原则,可以被看作是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对立面,在这一过程中,将普遍原则与特定情况结合,产生适当的行动。在西方哲学中,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与情感有着鲜明的区别,理性被认为是我们内在神圣的思想,而情感则属于身体。然而,对于荀子来说,心灵的作用,作为情感和思想的统一体,不同于思维或灵魂的作用。他对此进行了感知、思考、推理并得出结论,但没有将这些理性能力与我们的情感和欲望区分开来。我们用理性塑造、选择、培养、表达和美化情感,但我们不能仅仅靠理性行动。我们判断荀子在心灵和身体之间缺乏形而上学的区别,在理性和情感之间缺乏明确的分离,这是一种困惑或哲学不成熟的表现,但是,更明智的反应是,他提供了表达我们对理性和情感、思想和行动的复杂理解,这些方式不受根深蒂固的教条预设的限制。我们可以看到,荀子对我们某些情感的理性的把握和心灵中智慧和情感的融合,与斯宾诺莎激情判断的概念相对应,是我们对行动的理解的核心。

我从荀子的主张开始,即如果我们的本性,就像孟子所说的,有道德的基础,那就不需要礼仪制度了。孟子对道德行为的解释,涉及道德意识,但不需要个人头脑之外的任何东西,例如文化上发明的或发现的行为准则。个人和社会的道德与和谐是从对感知、情感和行动的内在倾向出发,而不需要外部的调解。我们可以看到,荀子对孟子对人性认识的排斥,也是对心灵和行动内化的一种排斥。对于荀子来说,道德行为、正确的感知以及道德和认识论反思自我的形成,是由一个公共文化领域的原则或规则所调节的,这些原则或规则是历史上的圣王立法而建立的,并通过在一个公正有序的社会中成功地实施而得到了实际验证。然而,这些规则并不会禁锢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允许明智的统治者调整原则,在新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创新。它们反映了对变化的形而上学的理解,包括新奇和重复。对荀子来说,礼义制度为我们的生活变迁的道德约定而不是为一个重复的绝对封闭的世界做好了准备。我们可能认为,通过礼义制度建立的规则意味着算法,允许我们在任何情况下计算正确的行为,但它们更像是德沃金的法律规则,通常通过类比到先例来处理实际的不确定性,但在困难的情况下,必须诉诸于基本原则。像亚里士多德一样,荀子呼吁我们要有远见和有谋略,而不是仅仅头脑灵活。

虽然荀子对孟子自然主义的内化作出了回应,但也有外部化的空间,尽管外部实体或原则进入故事的方式需要说明。在这一点上,指导我们行为的内在道德意识,是受一条人类伦理之道所控制的,反过来,又反映了一条自然的伦理之道。因此,最高本体论概念是最高的伦理概念,就像柏拉图式的善,建立了道德形而上学。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熊世立和他的学生牟宗三都是试图阐明和捍卫儒家道德形而上学。

理解荀子外在主义的含义产生了,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在当代心理哲学与语言哲学中理解普特南关于内容广泛的外部主义的含义,虽然荀子的外在主义超越了个人思维,延伸到了其他人的思维和公共的伦理文化中,触及到了现实意义,而不是自然世界的外在物质对象。我们可以通过荀子对礼的补充来说明和支持社会的团结进而检验其对礼义制度的理解。虽然荀子批评其他的礼乐是野蛮和具有破坏性的,但我们也许可以把他的论述扩展到其他情感的礼乐的表达,在理性与情感的联系中,增加美的一面。

荀子外部主义的一个主要结果是规范的来源是公共的、文化的和人为的,而不是自然和内在的,也不是自然的和外在的。荀子,就像康德,是一位道德自我建构和规范建构的理论家。然而,荀子在否定自然主义规范的基础上,其理性并不是康德的纯粹理性,他的道德自我也不是康德形而上学自我的先验重建。对于一些人来说,荀子只会提供一个模糊的康德理论的预览,但也有人认为荀子回避了康德纯粹理性和自我概念的棘手问题。

这些对荀子的关注,不仅与孟子的儒家自然主义有关,而且尤其与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家、墨家和法家的行为、思想、道德、社会理论也有关。

荀子否定了道家关于内部和社会的和谐是通过避免干预人类活动来实现的观点。对道家来说,和谐来自于一条反映自然天性的人性,人类希望使事物变好的干预只会使事物变得更糟。与上述儒家外部主义不同,自然天性和人性都没有道家的道德内容。只有通过认识到任何基于智力的干预方案的破坏性后果,我们才能对自然人类活动进行道德评价。道家的自然主义涉及到一种外在的调节,从而使人们对人类活动的论述变得复杂,这既符合“无为”的理想,又符合了“为”错误的迹象,但这种调节唤起的是形而上学和不可言喻,而不是文化和理性。道家自由是形而上学的无拘无束的自由,而不是通过学习和反思而产生的一种自由

荀子也否定了以“兼爱”指导的抽象利益计算而产生的墨家的内部和社会秩序。实现欲望的行动将受到理性的制约,为实现我们的愿望而采取的行动 我们受理性的制约,但这种理性只能限制小人的理性。理性和欲望的结合将为墨家的行动解释,但这种理性的概念及其与欲望的关系是错误的。墨家用理性来计算利益,对于荀子来说,通过计算利益来塑造个人生活和共同制度会产生个体焦虑和社会动乱,而不是个体平静和社会秩序。如果我们在局限在小人的道德视野,这是我们所能达到的最好结果。像密尔一样,荀子可以提出一个思想实验,通过这个实验可以实现墨家功利主义的计划,但不能获得个人生活和社会中最重要的平静和和谐。此外,荀子通过一种公共礼义制度文化调节道德认同和实践理性,使小人和智者都摆脱困境。然而,荀子也会同意这种摆脱需要一个由圣人组成的社会,而不是人性扭曲的社会:一个从小人物到圣人的伦理复杂的社会。

荀子也批判了他的的学生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荀子重视法律,但把法律置于修身和礼治中。相反,法家将国家建立在公法和普世法的基础上,这样的国家通过奖惩严格执行律法。所有的人都会被希望和恐惧支配,而不是在一个有序的社会中满足自己的生活。法家社会的秩序是被操纵的,而不是自治和自由。荀子会按照法家的奖惩原则来治理小人,但所有人身上都能看到道德成长的能力,从而使他们成为道德的自我。

在探索荀子对其他哲学观点的批判时,我们可以重新创造一种对解释中国古代哲学论争是很重要的文化,我们也可以为自己的哲学探索提供一个模式。通过介绍亚里士多德、培根、斯宾诺莎及康德的思想,我已经开始将荀子与西方思想联系起来了。在进行其他辩论前,我要提到荀子否定了他认为是诡辩的思想,并介绍了悖论和墨家思想在逻辑关注上没有区别。我只能说,运用这些工具以及荀子对语言和方法论的见解对处理我正在研究的对话来说很重要。

荀子对人的自然和文明状态的认识,可以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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