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唐诗意象与美国意象派诗歌意象的异同外文翻译资料

 2022-08-10 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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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唐诗意象与美国意象派诗歌意象的异同

关键词:意象,中国唐诗,美国意象派诗歌。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唐诗意象与美国意象派诗歌意象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唐诗意象与美国意象派诗歌意象的相同点在于强调传统思想的继承与精髓,从自然世界中获得灵感与创造,着重表现人的内心情感和独特思考等。同时,中国唐诗中的意象和美国意象派诗中的意象,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中培养起来的,是不同的哲学信仰、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影响的结果。总之,中国唐诗中的意象与美国意象派诗歌中的意象是存在较大差距的,值得我们进行全面的研究。

引言:

根据朗文当代英语词典(2004 年),意象派中的“意象”指的是是“大多数人对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产品等的一般看法”,“是你脑海中的一幅图片,特别是关于某个人的或某物的样子或他们看起来的样子”, “用诗意的方式描述某事的短语或单词”等。而在《牛津高级学习者英汉词典》(2009 年)中,它被称为“一个人、一个组织或一个产品等给公众的印象”,是你对某人或某物的样子、长相的心理描绘,并使其在脑海中产生强烈印象的一个词或短语。从上述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意象涉及到具有诗意功能的“意见”、“图画”、“印象”或“一个词或一个短语”。

在美国意象派诗歌中,意象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词,它与庞德(1885-1972)有着密切的联系。庞德被认为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热衷于通俗化形象的意象主义者。1912 年,庞德在 《诗评》中原始地使用了“意象派”一词来描述当时的英国诗人休姆 (t.e.Hulme,1883-1917)的诗歌风格。1913年3月,傅林特(1885-1960)在《诗》中发表了著名的《意象》一文,使意象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学术语。庞德在创作了《一个意象主义者的一些舍弃》之后,于1914年7月编辑了《德斯意象主义者》,使意象主义运动得到了全面发展。庞德公开关注的意象派从一开始就包括七位诗人:四位是美国人,三位是英国人。具体来说,他们是庞德、希尔达bull;杜立特尔(HildaDoolittle,1886-1961)、艾米bull;洛(AmyLowell,1874-1925)、约翰bull;古尔德bull;弗莱彻(JohnGouldFletcher,1886-1950)、阿丁顿bull;大卫·赫伯特·劳伦斯(1892-1962)、弗林特(f.s.Flint)。由于庞德和他的同事们,意象主义、意象主义和意象主义运动在世界文学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而在中国,中国古代文人已经在文学史上创造了意象,这在表面上与意象派文学运动中的意象十分相似。从根本上说,它们不是一回事。中国唐诗中的意象与美国意象派诗中的意象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因此,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似乎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唐诗意象创造的背景与美国意象派诗歌的意象

中国唐诗意象创造的时代背景

谈到中国唐诗中的意象,我们不得不承认,意象并非在中国唐代立即萌芽。老实说,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持续的过程。追溯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意象的原始表达可以分为两部分:拼音中的“意”和拼音中的“象”。中国春秋战国的孔子说:文字不是完全的言说,言语不能完全地言说”意“。先贤还作了他们的时代对“象”的阐释,他们指定了象,充分展示了事物的外形。在这里,意指的是一个人的想法,而象指的是相应的象征符号。庄子(公元前 369 年)曾提出“意”与“象”的关系,即“说话人之所以强调意,是因为他们获得意的时候理解了象”。王弼(226-249)是中国三国时期(220-265)的形而上学家,他将形而上学与言语的关系进行了分类,认为“象是意的表现,意是象的解释”。显示“意”的最佳方式是通过象,而显示“象”的生动方式是通过“意”。中国第一位将“意”和“象”结合起来作为一个固定的文学术语的评论家是刘勰(465-520),他在南朝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420-589)。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声称:“只有对形象有独特见解的人才能做出完美的作品”。可以说,通过意和象的适当参与,写作是引导思想流动的重要渠道......然

而,唐代出现了一种对意象的杰出诠释,并得到了认可。王昌龄(698-756)是这一时期典的唐代诗人之一,他在诗歌风格上明确而有力地表明:“诗有三个鲜明的特征或风格,一个是产生思想。一个诗人也许会陷入深思,绞尽脑汁想出点子,却一无所获的境地。只有放松心态,调整心态,诗人才能意想不到地收获意象,才能相应地产生自己的创作思想。在唐诗中,意象与人的智慧和无意识的存在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象是内在的人类精神与外在的自然世界相融合的整体存在,意味着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人与自然基本上是统一的、不可或缺的。

美国意象派诗歌中意象的产生背景

提到美国意象派诗歌中的意象,我们之所以批判性地提到庞德,是因为庞德把意象作为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术语。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在庞德之前,还有许多诗人和作家为确立美国诗歌中的意象意义做出了贡献,并最终使意象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歌的认可。具体来说,美国诗歌之父菲利普·弗雷诺(PhilipFreneau,1752-1832)在后革命时期就已经创作出了“野生金银花”、“印第安人墓地”、“一只猫”等意象;威廉·卡伦·布莱恩特(1794-1878)是第一位受到欧洲国家重视的美国诗人,早在 19 世纪 20 年代初就已经创作出“死亡水鸡”、“水鸟”、“古老的海洋”等形象;美国怪诞小说的先驱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Poe,1809-1849)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开始突出“海伦”、“乌鸦”、“安娜贝尔·李”等形象;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美国超验主义之父,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创作出“铁线”、“自然”、“宇宙存在”等形象。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惠特曼(1807-1882),他那个时代最受爱戴的诗人,在19世纪60年代已经塑造了诸如“生活”、“奴隶的梦想”、“男孩的意志”等形象;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美国自由诗体的创始人,已经用诸如“叶子”之类的形象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19 世纪 90 年代,“草”、“鼓”、“队长”等等;艾米莉·狄金森(1830-1886),一位神秘但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已经创作出了“醉蜜蜂”、“美人”、“死亡”等意象......因此,休姆得出结论,“意象”必须使人“停留并徘徊在一个令人兴奋的点上,以达到不可能的目的,并将一个点转化为一条线”,而庞德则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了“意象”的涵义,并表明“意象”是一种“在瞬间呈现智慧和复杂情感的奇妙存在”。相比之下,庞德被认为对形象有更恰当的理解。此外,庞德还提出了他著名的“形象标准”:“(1)直接处理lsquo;事物rsquo;,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2)绝对不使用与表现无关的词语;(3)关于节奏:按音乐乐句的顺序而不是节拍器的顺序作曲。”[6]因此,从庞德的观点来看,美国意象派诗歌中的意象是被广泛接受的。

中国唐诗意象与美国意象派诗歌意象的相似性

两者都强调对传统思想的继承和本质

首先,无论是中国唐诗中的意象,还是美国意象派诗歌中的意象,都强调传统观念的继承和精髓,因为它们是各自传统的结果。中国唐诗中的意象受上古人民的常识和启蒙思想的影响很大,而美国意象派诗歌中的意象受历史人物的普遍认识和他们的光辉思想的影响很大。例如,当我们惊讶于何志璋(659-744)在《柳树》中,我们最初有柳的细长、细叶、枝繁叶茂等超然的想法,当我们高度赞扬王志桓(688-742)的《长城之外》时,我们首先沉浸在一幅生动的长城画面里——黄沙环绕、云端高耸、群山环抱等;当我们仔细考虑王长林(698-756)的“在边疆”时,我们必须有我们对边疆的传统印象,关于山口,守卫,飞将军等等。与此同时,当我们提到庞德的《地铁车站》时,毫无疑问,我们对面孔、人群、花瓣、树枝的幻影有自己的看法,当我们谈到休姆的《秋》时,我们当然对秋夜、红月、流星等有自己的看法[8]...简言之,传统思想不仅是中国唐代诗人的创作源泉,也是美国意象派诗人创作鲜明意象的源泉。

两者都从自然世界中获得灵感与创造

第二,中国唐诗中的意象和美国意象派诗中的意象关注自然,把自然作为获取灵感的重要载体。唐代诗人为了在中国唐诗中创造奇妙的意象,主动借鉴自然,亲近自然。例如,王维(699-761)投身大自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竹里屋》中演唱:“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魏英武(737-792)在《滁州西涧》中,发现了自然的美丽与不同寻常,于是写道:“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同时,为了在美国意象派诗歌中塑造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美国意象派诗人也以不同寻常的方式走近大自然,模仿自然。例如,弗莱彻在 1913 年创作了《自然之书》和《夜晚的幻象》,声称自然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复杂书籍,是一种难以揣测的东西;瓦切尔·林赛(VachelLindsay,1879-1931) 在1915年出版了《中国夜莺》之后,意识到有两项紧迫的工作需要完成:一是向中国诗歌学习,二是向大自然学习;艾米·洛厄尔(AmyLowell,1874-1925)在“庞德”退休后,除了竭力维持意象派诗歌的影响之外,还努力通过观察大自然,使她的诗歌创造不同寻常的意象。认为“中国诗歌”是很好的例子[8]......显然,中国唐代诗人和美国意象派诗人在诗歌创作中都非常重视自然的价值。

两者都着眼于人的内在情感的表现和非同寻常的思考

第三,中国唐诗中的意象和美国意象派诗歌中的意象,本质上是中国唐代诗人和美国意象派诗人对其生活和社会经历的内心感受和思考的表现。一般来说,文字是思想的象征。唐诗中的意象一方面反映了唐诗人独特的情感或内心的情感。例如,李白(701-762)在他的《将进酒》中塑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以酒为载体,鼓舞人心,远离烦恼:“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白居易(772-846)塑造了一个独特的卖炭翁形象,在《卖炭翁》中描绘了他的生活:“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另一方面,美国意象派诗歌中的意象则表现了意象派诗人内心的思考和思索。例如,弗林特在《天鹅之歌》中塑造了美妙的天鹅形象,唱出了天鹅,天鹅,纯洁的灵魂,使自己充满敬佩和喜悦;庞德在《圣经》中除了创造了“淑女的时间”和“冬天的伤口”的形象外,还在《圣经》中创造了不同寻常的“无量的海洋和星星”、“艾姆布利希斯之光”、“时间的倒刺”等形象;劳伦斯(1885-1930)在他的《蛇》中创造了一个蛇的独特形象:“在巨大的黑暗角豆树深深的、散发着奇怪气味的阴影中/我和我的投手走下台阶/必须等待,必须站立和等待”。无论是中国唐诗中的意象还是美国意象派诗歌中的意象,总的来说都集中体现了诗人的个人情感和对生活经历的反思。

中国唐诗中的意象差异与美国意象派诗中的意象差异

不同的哲学信仰造就了不同的形象风格

中国唐诗中的意象与美国意象派诗中的意象有着截然不同的哲学理念。中国唐诗中的意象主要基于中国儒家、道家、佛教、禅宗或其他东方哲学原则,而美国意象派诗歌中的意象主要与基督教、天主教、清教、超验主义、个人主义或其他美国和欧洲哲学教义有关。众所周知,不同的哲学信仰会产生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思想会产生不同的文体,不同的文体会产生不同的象征体系。因此,意象在中国唐诗和美国意象派诗歌中具有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在许多方面具有相当独特的内涵和外延,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

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不同的意象内容

中国唐诗中的意象与美国意象派诗中的意象有着明显的文化背景差异。中国文化是唐诗中特殊诗意的基础和源泉,而美国的思想体系则是美国意象派诗歌中特定意象的源头和根源。此外,中国唐代和618年至907年间发生的历史事件为唐诗意象的内容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背景,而1914年至1917年间的美国现代主义和意象运动则为美国意象诗意象的内容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背景。当然,中国历史中的封建王朝文化与美国的现代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必然导致了两种独特文化中意象内容的不同。

不同的民族意识产生不同的意象特征

中华民族和美国民族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由于独特的民族关怀,中华民族与美国民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民族意识。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作用,并导致诗歌意象具有不同的特征。一方面,唐诗中的意象是中华民族意识的证据,与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身份和民族素质并存。相比之下,美国意象派诗歌中的意象成为美国民族意识的见证,与美国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审美情趣相互作用。从根本上说,中美两国人民的心理特点是形成不同形象特征的根本原因。同时,男性诗人和女性诗人在中国的民族环境和美国的民族世界中都扮演着独特的角色。

结语

总之,中国唐诗中的意象与美国意象派诗中的意象,本质上是两种系统的存在。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唐诗中的意象与美国意象派诗中的意象确实有相似之处:除了强调传统观念的继承和本质外,两者都从自然世界中获得灵感和创造,都注重人的内心情感的表现和非同寻常的思考等。同时,中国唐诗中的意象与美国意象派诗歌中的意象也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唐诗中的意象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中培育起来的,中国唐诗中的意象是以其古老的几千年为源头,美国意象派诗歌中的意象是以其前几个世纪的奋斗历程为根基的。此外,它们是不同的哲学信仰、民族文化以及民族意识的结果。简言之,中国唐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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