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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接受模型的理论扩展：四纵向领域的研究
摘要：本研究发展并测试了技术接受模型 (TAM) 的理论扩展，该模型从社会影响和认知工具过程的角度解释了感知有用性和使用意图，扩展模型被称为TAM2，使用从4个组织 (N 156) 的4个不同系统收集的纵向数据进行检验，其中2个组织是自愿使用，2个组织是强制使用。模型构造在每个组织的三个时间点测量：实施前、实施后一个月和实施后三个月。扩展模型在四个组织的所有三个测量点都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能够40%-60%解释感知有用性的变化，34%-52%解释使用意图的变化。社会影响过程（主观规范、自愿和形象）和认知工具过程（工作相关性、输出质量、结果可证实性和感知易用性）均显著影响用户的接受。这些发现促进了理论发展，并为未来旨在提高我们对用户采用行为的理解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简介：
在工作场所采用和使用信息技术仍然是信息系统领域研究和实践的中心问题。尽管硬件和软件能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但未充分利用的系统仍然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研究表明，已实施系统的低使用率是造成生产力矛盾的一个主要因素，而这种矛盾是由于组织对信息技术投资的回报不足造成的（Sichel，1997年）。理解和创造组织乐于接受信息系统的环境仍然是一个高度优先的研究问题。
过去十年，在解释和预测用户在工作中接受信息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大量的理论和经验不断支持技术接受模型 (TAM)（Davis 1989,Davis et al.1989 年）。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TAM一致性地解释了使用意图和使用行为中相当大比例的变化（通常约 40%），而且TAM与其他模型如理性行为理论 (TRA) 和计划行为理论 (TPB)）相比具有优势（最近的综述见 Venkatesh 1999）。
TAM认为个体对一个系统的使用意图由两个因素决定：感知有用性，定义为一个人认为使用系统将提高其工作绩效的程度，以及感知易用性，定义为一个人认为使用系统将无需努力的程度。TAM认为，外部变量（例如，系统特征、发展过程、培训）对使用意图的影响是由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中介的。根据TAM，感知有用性也受到感知易用性的影响，因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系统越容易使用，它就越有用。截至2000年1月，科学信息研究所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列出了介绍TAM的两篇期刊论文的424篇期刊引文（即 Davis 1989,Davis et al.1989 年）。在10年中，TAM 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预测用户技术接受的完善的、强大的、精准的模型。
在TAM的许多实证检验中，感知有用性一直是使用意图的一个强有力的决定因素，标准化回归系数通常在0.6左右。由于感知有用性是使用意图的一个如此有力的预测因素，理解这个构念的决定因素以及随着使用系统的经验的增加，这些因素如何随时间变化是很重要的。研究表明使用意图的另一个直接决定因素，即感知易用性对意图的影响不太一致。在已进行的一些研究中，感知易用性的决定因素（Venkatesh 和 Davis 1996）被尝试研究，而感知有用性的决定因素则相对被忽视。对感知有用性决定因素的更好理解，将使我们设计出能够增加用户对新系统接受和使用的组织环境。因此，本研究的目标是扩展TAM，将决定TAM中感知有用性和使用意图的额外关键性构念纳入，并理解这些决定因素的影响如何随着目标系统用户经验的增加而变化。
理论和假设：
图1展示了拟定被称为TAM2的模型，以TAM为起点，TAM2 整合了横跨社会影响过程（主观规范、自愿和形象）和认知工具过程（工作相关性、输出质量、结果可证实性和感知易用性）的额外理论构念。下面我们给这些结构中的每一个都作出定义，并建立了模型因果关系的理论基础。
社会影响过程
TAM2反映了三种对一个面临采用或拒绝新技术机会的个体的互相关联的社会力量：主观规范、自愿和形象。
主观规范
TRA是TAM最初发展的关键理论基础，与TRA一致，我们通过主观规范代表社会影响，主观规范定义为大多数对他重要的人认为他应该或不应该执行所述行为 (Fishbein and Ajzen 1975,p. 302)。在TRA (Fishbein and Ajzen 1975) 和随后的 TPB (Ajzen 1991) 中，主观规范被列为行为意图的直接决定因素。主观规范对意图产生直接影响的基本原理是，即使个体本身对行为或其后果并不乐意，但如果他们相信一个或多个重要的参考者认为他们应该这样做，并且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去遵从参照物，他们就可能选择实施某种行为。检验主观规范对意图直接影响的用户接受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Mathieson (1991) 发现主观规范对意图没有显著影响，而 Taylor 和 Todd (1995) 发现有显著影响。Davis et al. (1989) 在对 TAM 和 TRA 的实证比较中发现，主观规范对在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基础上对意图没有显著影响，于是他们将其从原始 TAM 中省略，但他们确实承认需要进行额外的研究来调查社会因素对使用行为条件和机制的影响 (p. 999)。
社会影响的自愿和依从
主观规范在混合发现的偶然下被Hartwick和Barki (1994) 所确定：将受访者分为强制性和自愿使用的背景后，他们发现主观规范对强制性环境中的意图有显著影响，但对自愿环境中的意图无显著影响。我们将这种影响的因果机制称为依从性。一般而言，主观规范对意图的直接依从效应从理论上讲是当个体感觉到社会行为者希望他或她执行某一特定行为时进行操作，并且社会行为者有能力奖励行为或惩罚非行为 (French and Raven 1959,Kelman 1958,Warshaw 1980)。根据 TAM2 的理论，在计算机使用环境中，主观规范对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的意图的直接依从性作用将发生在强制性的系统使用环境中，而非自愿的系统使用环境中。为了区分强制使用和自愿使用，我们的模型将自愿作为一个调节变量，定义为潜在使用者认为使用决定是非强制性的程度（Agarwal 和 Prasad 1997，Hartwick 和 Barki 1994，Moore 和 Benbasat 1991）。正如 Hartwick 和 Barki (1994) 所发现的，即使用户认为系统使用是组织强制的，但由于一些用户不愿意遵守这种强制，他们的使用意图也是不同的。
假设1a：当系统使用被认为是强制性的时，主观规范将对使用意图产生积极的直接影响。
假设1b：当系统使用被认为是自愿的时，主观规范对使用意图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假设1c：自愿将调节主观规范对使用意图的影响。
社会影响内化
TRA 和 TPB 中主观规范和意图之间的直接关系是基于依从性，而 TAM2 包含了另外两种理论机制，在其中主观规范通过感知有用性间接地影响意图：内化和认同。内化 (Kelman 1958，Warshaw 1980) 指的是当一个人认为一个重要的参考者认为自己应该使用一个系统时，将参考者的信念融入到自己信念结构中的过程。内化相当于 Deutsch 和 Gerard (1955) 所说的信息性（与规范性相反）社会影响，定义为接受他人信息作为现实证据的影响（第 629 页）。在目前情况下，如果上级或同事认为某一系统可能有用，一个人可能也会认为它实际上有用，并进而形成使用意图。在 French 和 Ravens (1959) 的分类中，内化的基础是专业力量，目标个体将专业知识和可信度归因于影响因素 (Kelman 1958)。在内化的情形下，主观规范通过感知有用性对意图产生间接影响，而非基于依从性直接影响意图。基于 Salancik 和 Pfeffers (1978) 社会信息处理模型的研究与提出的内化效应（如 Fulk 等人（1987 年，Rice 和 Aydin，1991 年），TAM2的理论基础是，无论系统使用的背景是自愿的还是强制的，与依从性不同，内化都会发生。也就是说，即使在组织强制要求使用系统的情况下，用户对有用性的感知仍可能随着有说服力的社会信息增加而增加。
假设2：主观规范会对感知有用性产生积极的直接影响
形象和社会影响
个人经常对社会规范性影响作出反应，以在参照群体中建立或维持良好的形象（Kelman 1958 年）。根据对创新扩散的研究，Moore 和 Benbasat（1991 年，第 195 页）将形象定义为个体使用创新被认为能增强他在社会系统中地位的程度。TAM2 理论认为，主观规范会正面影响形象，因为如果一个人在工作社会群体中的重要伙伴认为，他或她应该执行一项行为（比如使用系统），那么执行它往往会提升他或她在团队中的地位 (Blau 1964，Kiesler and Kiesler 1969，Pfeffer 1982)。Kelman (1958) 将这种社会影响的来源称为认同，并将其与依从和内化区分开来。从 French 和 Ravens (1959) 分类的角度来看，认同的基础是一种参照力量。在典型的工作环境中，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与其他社会行为者高度相互依存，群体内地位的提高是权力的基础，是通过诸如社会交换、联盟形成和资源分配等过程发生的 (Blau 1964，Pfeffer 1981，1982)。正如 Pfeffer (1982,p. 85) 认为的那样，通过执行符合群体规范的行为，个人获得了成员资格和这种成员资格所提供的社会支持，以及只有通过群体行动或小组成员资格才能实现的目标。地位提高带来的权力和影响的增加为提高生产力提供了根本基础。因此，个体可能认为，使用系统将导致其工作绩效（即感知有用性的定义）的改善，间接归因于形象增强，不仅是直接归因于系统使用的任何性能获益。在 TAM2 中，通过主观规范对形象的影响，再加上形象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可以捕捉到这种影响效果。TAM2 从理论上说，无论系统使用的环境是自愿的还是强制的，都会发生认同，就像内化而不是像依从。
假设3a：主观规范将对形象产生积极影响。
假设3b：形象对感知有用性有积极作用。
随着经验社会影响的改变
随着对目标系统使用经验的增加，这些社会影响过程的效应会如何变化？有理论和证据表明，主观规范对意图的直接影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系统经验的增加而减弱。Hartwick 和 Barki (1994) 发现，尽管主观规范在使用前对意图有显著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系统使用三个月后变得不再明显。他们对此机制的解释是，在一个系统使用之前，用户对一个系统的知识和信念是模糊和不正确的，因此他们必须更多地依靠其他人的意见作为其意图的基础 (Hartwick and Barki 1994,pp. 458 C 459)。而使用之后，当通过直接经验了解到更多关于系统的优缺点时，规范性的影响就会减弱。Agarwal 和 Prasad (1997) 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他们发现强制使用系统可以提高系统初始使用率，能够使用户克服首次使用的障碍，但这种力量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第 575 页）。信息系统领域以外的研究也表明，规范的力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 (Ram and Jung 1991)。因此，TAM2 理论认为，主观规范对强制使用情境下意图的直接影响在实施之前和早期使用期间会很强，但随着系统直接经验的增加会减弱，为持续使用意图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基础。同样，我们预计主观规范对感知有用性（内在化）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因为更多的直接经验将提供具体的感官信息 (Doll and Ajzen 1992，Fazio and Zanna 1981，Tybout and Scott 1983)，取代对社会信息的依赖，这作为感知有用性的基础。但相反的是，我们并不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形象对感知有用性（识别）的影响会减弱，因为只要群体规范继续支持目标系统的使用，系统使用带来的地位收益就会持续下去。
假设4a：随着经验的增加，主观规范对强制性背景下意图的积极直接影响会减弱。
假设4b：主观规范对感知有用性的积极直接影响将随着强制性和自愿性系统经验的增加而减弱。
认知工具过程
除了上述讨论的社会影响过程会对感知有用性和使用意图产生效应外，我们还将感知有用性的四个认知工具决定因素进行理论化：工作相关性、输出质量、结果可证实性和感知易用性。正如我们在下面所讨论的，人们通过在认知上比较系统能够做什么和他们在工作中需要做什么来形成对感知有用性的判断。为了发展这些工具性决定因素的理论基础，我们借鉴了最近发展起来的参考范式，这些范式最初是建立在 TAM 感知有用性结构的基础上的。这些理论基础主要来自三个领域：工作动机理论（例如，Vroom 1964）、社会心理学的行动理论（例如，Fishbein 和 Ajzen 1975）以及行为决策理论的任务相关决策（例如，Beach 和 Mitchell 1978）。最近在这些领域的工作集中在一种观点上，即行为是由一种心理表征驱动的，这种心理表征将更高层次的目标与对实现这些目标有帮助的具体行动联系起来。
在工作动机理论中，Locke 和 Latham (1990) 讨论了任务具体化的计划，通过这个认知机制行为将被选择、组合和排序以达到目标。任务具体化的计划通过一个将工具性行为与目标联系起来的概念匹配过程来引导行为（参见 Bandura 1986）。在社会心理学中，动作识别理论（Vallacher 和 W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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